一些人羡慕这种模式,希望自己的社区能尽快筹集重建资金;另一些人则认为政府应该承担更多责任,而不是依靠居民共同完成更新。
不久前,浙江产业新村这一创新模式被“注册”——近日,浙江省发布《关于稳步推进城市老旧居住社区自主更新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指导意见》明确了相关流程和扶持政策。4月1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浙江产业新村案例正式推出并推广。
政策反馈迅速而积极。连日来,杭州多个老旧小区几乎同步启动自我更新民意调查,闸龙口新村、东村、新园等多个小区居民讨论热烈、积极。
然而,在相关工作开展时,现实或将“泼一盆冷水”。在总结普遍经验、成熟路径的同时,也应重视浙江工业新村的特殊禀赋。在自我更新总体思路的引领下,各地老旧小区改造仍应注重因地制宜,避免鲁莽推进、盲目跟风。

争议的焦点是自筹资金
开工7个月前,工作组就开始入户征求浙江工人新村拆迁重建的意见,如果项目要最终建成,签约率必须达到100%。
按照旧房搬迁价格体系,业主承担的装修费用为每平方米1350元,重建后置换房建筑面积与原房基本持平,如果不扩大原有房屋面积,一套约75平方米的旧房装修费用约为10万元。
扩建价格为34520元/平方米,最多可扩建20平方米,增加停车位约22万元,约75平方米的旧房最终可改建成约105平方米的新房,费用约100万元。
十万到一百万元,是浙江龚新村居民出资的价格区间,500多户居民共计出资80%的建设资金。
争议的焦点在于自筹资金问题。“过去认为,改善住房条件应该由政府来保障,无论是搬迁、改造、加固,资金都由财政预算承担,居民什么时候需要自己掏钱了?”浙江工人新村所在地杭州市拱榭区朝晖街道党工委委员贾磊说。
也有观点质疑政府是否与居民争利,旧区改造成新区,除了安置原有居民外,多出来的房屋还可以投放市场出售。
有人认为,新房扩建价格过高。一户家庭2009年通过二手房交易入住该小区,购房价格约1.7万元/平方米。房屋拆除重建后,扩建价格约3.4万元/平方米,涨了近一倍。他并不满意。
扩建的价格是第三方机构根据周边市场房价来定的,跟周边二手房差不多。有人觉得合理,毕竟新房开盘价一般都在5万以上。但目前楼市不景气,过两年再看,可能就亏本了。
一些投票反对该项目的居民说:“老人家不想这么麻烦,项目完工搬回去至少要两三年。”老人家有自己的朋友圈,早起买菜,坐在公园聊天晒太阳,中午睡个午觉再出去聊天,人际关系都在社区里。
浙江工业新村已进入老龄化阶段,现有居民近千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400余人,85岁以上老人142人,他们普遍的心态是搬不走、不搬迁。
去年6月30日,临近截止日期,签约工作仍未完成。首批签约的居民余伟琳十分着急,当时她正在青海旅游,不停地刷群消息,关注社区签约的最新进展。
余伟琳在浙江工业新村有两套房子,一套是她自己住的,一套是儿子住的。2011年,她以每平米2万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套房子,装修时发现房子质量有问题。“装修工人来把柜子都砸了,墙面很脆弱,用手指甲抠一下就会掉下来。地面南高北低,扔个乒乓球都会滚下来。”余伟琳很郁闷。
2014年,她家装修,迎来了旧房改造的机会。相关部门来到她家征求意见,她当即表态:“装修好的房子哪怕一天没人住,也要拆!”但那一次,同意改造的居民比例不足90%,工程迟迟没有开工。当满怀期待的居民提出开始第二次调查时,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最反对的两户人家已经搬离了小区;有一户人家担心影响孩子学业,但自家孩子马上就要高考了……
然而,拆迁政策不等人,第二次调查未能成行。时隔近10年闸弄口新村房价,机会终于再次来临。余伟琳十分渴望,在具体整治方案还未出炉时,她就积极参与:“我愿意拆!”
经过第一轮协商,91%的居民同意自筹资金和原拆迁重建方案。
拱曙区从各单位、街道抽调了30余名有群众工作经验的干部,人员近百人,其中6个组60余人,组成专项小组,重点对居民进行政策宣讲,共开展6轮入户动员。
急于装修的居民也会劝说那些没有签合同的人。浙江工业大学新村原本是浙江工业大学教职工的宿舍,邻居也是同事,不管是在社区还是在学校,大多都是“不认识”的关系,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不想交钱的居民,想等政府来安置。但现实是,政府在常规的搬迁模式面前几乎无计可施。仅杭州拱榭区,2000年以前修建的类似小区就有300多个,涉及近5000栋房屋、近2万户居民。随着时间的推移,“老旧”房屋越来越多,传统模式注定要失败。浙江工人新村想要再次获得搬迁机会,并不容易。
经济困难的居民可选择不扩建,计划也提供相应房型可供选择,参与自主更新的最低投资额约为10万元。
同时,自我更新也是一种相对公平的做法。“原来的拆迁和恢复是一样的,房子不会多也不会少,政府不会征用一寸土地,会给社区增加适当的配套空间,用于养老、托儿、老年活动室、社区住房等,适当增加停车位。”贾磊说。
试点进展坎坷,大部分时间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尤其难以掌握居民的反馈,谁也不知道签约率到底是多少。
浙江工业新村共有12栋住宅楼和1栋职工活动室,涉及548户。很快,签约结果出炉,签约率达99.8%,仅有1户未签约。
签约的547户住户联名签署申请,强烈要求启动社区更新项目,浙江工业新村改造终于得以实现。

浙江工业新村改造将于2025年底完成。图为施工现场。周驰宇 摄

30年楼龄丙级危楼
浙江龚新村居民对改善住房品质的迫切愿望始于30年前。
早在1993年,浙江工业新村67号楼就被认定为“局部严重受损”,30多年过去了,这是他们距离拆除这栋危楼最近的一次。
20世纪80年代,浙江工业大学从衢州搬迁至杭州,分期兴建宿舍,最早的宿舍建于1983年,最晚的宿舍建于2000年。
楼盘的质量问题让住户苦不堪言:关窗户需要用蛮力;关防盗门时,还得时不时用锉刀将门窗边缘削一下,否则关不上;不少住户的承重墙出现裂缝,最长的有70厘米,从顶部预应力板与承重墙连接处开始,一直向下延伸;下沉的房屋挤压着门扇,锁芯时刻“变形”,用钥匙打不开锁,要想进去,只能翻墙……
“风能进来,雨能进来,虫子、蛇也能进来。”居民们经常抱怨,甚至编了个顺口溜。因为裂缝太多,每家每户都准备着抹布、旧报纸来堵缝。很多楼盘的单元门距离路面超过5厘米,一下雨,外面的雨水就不断涌进楼里,台阶下几乎可以养鱼了。
1994年,朝晖六区推行房改,除少部分公房单位仍属于原高校外,所有住户均领取了产权证。发现安全隐患后,浙江工业大学作为原产权单位,于1998年对67栋楼进行了桩基加固,2000年对74栋楼进行了综合加固,但效果并不明显。
此后20年间,浙江工人新村房屋被评估过5次。2014年,杭州市对全市老旧住宅小区展开了摸底调查,评估结论是,包括67号楼在内,66号楼、64号楼、74号楼也属于丙级(丁级最危险)危房。
按照政策,最有可能消除安全隐患的办法就是修复加固,但居民们却无法接受:“房子加固了,全部加固,局部加固,结果怎么样?越加固越陷越深,这个方案根本行不通,最后就是‘把钱扔进泥里’。”
浙江工业大学曾提出换房子,但大家都不同意,“学校说有别的房子可以换,但太远了,老师大多在校内任教,不太现实。”
重建单栋建筑的方案也曾被讨论过,但考虑到地块上的建筑已经形成了相对均衡的局面,拆除单栋建筑可能会对周边的房屋造成威胁,因此被放弃了。
2015年,该区将4栋危房列入《2015-2017年三年行动计划》危房改造名单,提出街区改造新模式,并作为全市首个街区改造试点项目上报杭州市房管局,得到认可。然而调研结果却令人失望——由于未达到90%社区同意街区改造的最低启动比例,项目陷入停滞。
原因在于,如果实施街区改造计划,可能无法将所有居民搬迁回原址,部分居民需要迁出。“老旧小区人口密集,楼间距小,容积率没有要求,但新建住房限制较多。”贾磊说。浙江工业新村距离武林门2公里,步行5分钟可到浙江省人民医院,地铁站、商场、公园等都在附近,土地条件相当成熟,居民不愿意搬离原址。
浙江工业新村的居民有一个明确的诉求:原址拆除重建。但根据现有的经验,拆除重建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不仅没有先例可循,也缺乏政策和法律层面的支持。
《杭州市城市房屋安全管理条例》第28条规定,房屋被鉴定为危险品的,所有人、使用人或者责任人应当依据鉴定报告及时采取处理使用、改变使用、观察使用、停止使用、整体拆除等管理措施。这是目前为数不多可以参考的规范性文件之一。
但房屋在什么阶段才能拆除?谁来组织拆除重建?资金从哪里来?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30多年来,浙江工业新村居民大多留在原地。考虑到汛期房屋倒塌的可能,每年台风季节,街道办都会要求4栋楼100多户居民搬出危房,到周边的经济型酒店住下,暂时度过半个月的恶劣天气。“人都搬走了,但财物还在屋里,我们每天都提心吊胆。”余伟林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情绪日渐积累,居民们拆迁重建的意愿也逐渐统一,浙江工业新村“同舟共济”成为可能,这也成为未来实现自主更新的前提。

浙江工业新村建设现场,周赤宇 摄

七种住房类型的“基石”
2023年4月23日,浙江工业新村有机更新项目开工,项目84天签约,66天房屋腾空。
居民之间达成相对一致的共识只是社区实现自主更新的基础,社区的拆迁重建涉及很多政策的探索和突破。
此前,政府已进行了近一年的相关调研和前期筹备。贾磊介绍:“原来的6层楼变成了11层,楼栋数量减少,楼间距增大,地上建筑面积增加,新建地下室,这些变化都要上报审批。”浙江省、杭州市、拱榭区已形成由住建部牵头,规划、园林、交通、国土等多部门参与的三级会商机制,共同打通办证环节,畅通审批流程,争取规划指标。
项目启动后,浙江工业新村成立了独立的更新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由各楼盘选举产生的居民代表组成,以委托政府部门的形式实施项目更新,参与提交更新申请、设计户型方案、监督施工质量、制定优惠政策等各个环节。
设计单位为浙江工业新村提供“定制化”服务。社区原本是一栋一栋建设,共有59种户型548套住房,设计单位将其浓缩为7种类型闸弄口新村房价,提供给居民选择。项目实施过程中,设计单位一度不知所措,因为居民的需求在变化,每种户型要建的数量也在变化。贾磊形容为“随时调整,就像搭积木一样”。社区建成后,每个单元的面积、结构都与居民提交的申请相匹配。
施工期间,成立了工程质量监督小组,小组成员均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其中不乏浙江工业大学的教授或高级工程师。施工方给成员发放了工作证,成员可以随时到施工现场,只要在群聊中反映发现的问题,就能第一时间得到解决或响应。前不久,质量监督小组发现施工现场存在不文明施工情况,建筑垃圾处理不及时,施工方迅速整改,并在1小时内拍照上报。
改造期间,居民需在外租房完成过渡。但70岁以上老人很难通过市场渠道租到满意的房子,部分房东又担心老人有特殊情况。为推动改造项目,政府准备了50余套可用房,主要是保障性租赁房,经过改造,配备淋浴座、卫生间扶手等适老设备,出租给浙江工人新村的老年居民。
小区整体建成后,街道将组织居民按照区域板块分两轮抽签,第一轮抽签抽出选房顺序号,第二轮抽签按协议规定的区域板块抽取房号。由于户型、楼层、朝向不同,新房建成后不同房屋的价格也会不同,即“一房一价”。居民通过抽签等形式选房,然后支付相应金额。
居民们参与热情很高,正如余伟林所说:“多关心自己的事情总是对的。”
去年11月28日,浙江工业新村改造正式开工,标志着老旧居住区自主更新模式探索取得阶段性胜利。
不过,“目前我们只能说,这个试点项目似乎取得了成功”,贾磊谨慎地表示,“其他社区是否也能走上类似的道路,目前还是个未知数。”
浙江工业新村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浙江工业新村整个社区是一个小熟人社会,可以顺利选举出代表居民。同时,熟人社会人际交往压力更大,人们不会只从自身利益出发去思考问题。此外,浙江工业新村居民整体收入还不错,大学教师的退休金足以支撑基本的住房装修费用。再者,浙江工业新村的居民一直以社区业主为主,租客较少。居民对现有区域的居住需求强烈,对区域便利条件依赖性强。
4月11日,浙江省建设厅召开《关于稳步推进城市老旧社区自行更新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新闻发布会,提出通过推进城市老旧社区自行更新试点工作,引导群众从“我不得不改”走向“我要改”,按照提出项目申请、制定更新方案、组织审查批准、实施施工、组织联合验收等步骤实施,并明确可适当增加居住建筑面积、增设公共服务设施。
什么是旧区自我更新?一年前,贾磊第一次和居民交流时,只能笼统地解释,“原有拆除重建,自筹资金”。一年后,他已经能给出清晰的定义——通过居民自我申请、自我要求,委托政府提供服务,进行城市更新和住房改造。
试点和探索的意义此时此刻清晰起来,接下来,一批不同类型的自主创新示范案例将在浙江乃至全国蓬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