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我带着儿子回县城，开车去老家看海。关上车窗，闻到一股浓浓的刺鼻气味，知道目的地快到了。穿过化工园区，道路异常宽阔，两边除了厂房外，再没有其他建筑。路上没有行人，车辆也寥寥无几，只有烟囱在静静地冒着烟。
一片灰蒙蒙的。天是灰蒙蒙的，路是灰蒙蒙的，厂房也是白蒙蒙的，白得让人头晕。灌河与新义河入海口的三角地带，分属三个县，每个县都有化工园区。几十年的大规模拆迁建设，接手发达地区转移过来的落后产能，难道成了小县城的命运？
县政府正在自行拆除。
我从小在县城长大，很少怀旧。县城总是在拆迁和重建，所以没什么怀旧感。
灌南1958年建县，我们珍惜的“旧”不就是那个年代建的新建筑吗？很难全部拆除。县城小，所以建县以来建起的各种建筑都“嵌套”在一起。小时候总梦想着飞出小县城。如今在省城教书，也有了了解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小镇的想法。
灌南县叫新安镇，位于苏北，名不见经传。我出省时说自己是江苏人，听的人一脸羡慕，说这里是“鱼米之乡”、“发达”。我得澄清一下：这里是苏北。贾樟柯的电影，以山西汾阳县为背景，却给我不一样的感受：欠发达地区的县城，都是差不多的。市政建设不是自然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围绕行政事业机构的安排进行的。灌南更是典型，1958年以前，新安镇从来就没有县政府所在地，人们都以为县城的设立，是当时的县长报效家乡的办法。县志记载：1949年冬，开凿修筑新安河，在平地上筑堤，两堤相距3.3公里。 季节性泄洪，夏季交通断绝，行政不便，于是将灌云县新义河以南地区和涟水两乡合并为新县，乡镇政府可设在一个院落内，但县级单位需设市。
小县城，小县城，规模虽小，但设施齐备，行政事业机构一应俱全。在中国各级城市中，县城大概是官民比例最大的城市了。县城的标准特征：烈士陵园、县委烈士陵园、县人民委员会大院三者合建；建县时，原镇只有一所小学；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每个县城都要有化肥厂、面粉厂等“四小企业”；国有百货公司、土产公司、五金公司、农机公司、新华书店等，产品、商品的销售范围基本不出县城。
理论上，县城在新安镇，但现实中，县城和镇城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建县之初的国家干部，大多是上面派来的，长州调集了111人（并非全部在县城工作）；各单位也优先考虑复员军人和政治积极分子；老新安镇人大多背景不好，比如小企业主，到县级机关当临时工也不容易。80年代，小时候的我，经常听大人带着鄙夷的口气说起“新安镇人”。一句话，就是“小市民”！
学校只教中国史和世界史，我们对地方史一无所知。出国留学后，偶然读到王振中的《明清徽商与淮阳社会变迁》，这才知道新安镇其实是万历年间徽商所建。但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可以称之为历史遗迹的地方呢？今年，我参观了曾经在县文化馆工作的孙茂义所写的《家史》，有了一点新鲜的认识。孙茂义之所以想到写这个，是因为他的孙女在日本留学，日本教授让学生们讲起自己的家史。据说，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历经数次战乱的新安镇“建筑有三分之二被毁，一片废墟。许多人挖着人家的屋角，卖砖头石块，以此为生”。 “九庙十八庙”中，有两庙至今仍完好，临街处还有一座贞节牌坊。孙茂义就读的新安小学就坐落在回族大宗祠内。门楼气势磅礴，后面有几处大池塘，水波清澈，树木葱茏。县城建县时，两庙被拆毁，材料用来修建县政府和文化馆。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大池塘边坡上堆满了白色垃圾，没人能告诉我，为什么这里被称为“小西湖”。
新安路满是污水、菜皮，苍蝇到处乱飞；背街小巷常年泥泞不堪、积水严重。房屋虽然是青砖青瓦，但都是低矮破旧的平房，没有任何装修。今年春节回老家，特意在背街小巷里转了一圈。格局没变，环境却干净多了。巷子被垫高，房屋显得更低矮。巷子里有路灯，电线、电话线、有线电视线、光缆等都拉在水泥杆上，纵横交错。我和几个妇女闲聊，她们又把话题转到拆迁上：“唉，这里拆不了，拆不起。”言下之意是，她们早就想不再住在这里了，但因为人口密集，拆迁不如征用耕地划算。 县城一位老同学说：“新安镇的人，你们知道……”言下之意，那些“小市民”善于搞小动作，谁敢拆。
一出巷子，一片热闹景象。新安路、真中路两旁，三四层高的商住楼林立，底层的摊位延伸到人行道上，流动摊贩，只要有小车经过，就堵车。小喇叭里吆喝声机械地重复着，短促刺耳；大喇叭里播放着流行歌曲招揽顾客，一个比一个喧嚣，竞争得震耳欲聋。有些品牌的商品，是习惯了连锁超市购物的人从未听说过的，是专门针对城乡贫困户和节俭的老人的。
卖光碟的小店里，既卖热门大片和动画片，也有淮海地方戏，后者在乡间还流行，可惜县淮海剧团早已停止演出。理发店广告牌上的美人儿魅惑路人，大波浪发尾却被手工编织的篮子遮住。甚至还有粪篓卖！这年头谁还用这些？老太太正坐在巷口打盹，发现我在拍照，尴尬地站起来，原来是她摆摊的。时髦的理发店能让出一角台阶，也许是经过了长久的奋斗，他们才得以安居乐业。聊了一会，我才知道老太太原来在新安路，1967年修建镇中路时，受到影响，搬到了背街小巷。 那个年代没有补偿，“小市民”们只能忍气吞声，自己拆迁重建。改革开放后，政府允许个体工商户。但一旦要整治城市，他们就会以清理路边摊为主，踢翻摊位，收走小秤，把人力三轮车或电动三轮车吊起来拖走。新安镇的妇女们则“撒娇”，当街哭骂，满地打滚……
建县之初，开辟人民路、新兴路两条大道，两边单位以“县”字命名，国营企业集中在新兴路上，人民路与狭窄的新安路交汇，形成强烈的对比。以人民桥为界，东侧林立着机关、人民大会堂、文化机构、医院、烈士陵园，堪称县城的长安街；西侧原本是农村，逐渐建起了一些国营工厂，专业技术人员大多是服从国家分配、支援“老、少、边、穷”地区建设的外来人员。从80年代初起，街墙、办公平房陆续被拆除，建起办公楼。 底层门面用于创造收入，出租给商家，或由单位自己经营作为“第三产业”。
房改前，各单位都有“前厅后房”，“县城人”住在单位院里，有“正式工作”，是国家干部，是国家工作人员，不同于“新安镇人”——大集体、临时工、小商贩、苦力，住在老街上的私房里。
居住区里的平房对面而立，一排正房一排厨房，中间有公共通道。同事就是邻居，一点隐私都没有。要面子的夫妻只能在夜里偷偷地吵架。直到七八十年代之交，才出现分门别户的连栋公房，干部们也开始在县城郊区买农民的土地盖私房。房改前后，各单位抓住时机，职工集资，在院内盖住宅楼，不用交土地费。穷单位就跟开发商合作，临街的一两栋就归开发商了。盖房子的唯一目的就是多盖、快盖、省盖。裸露的水泥外墙或火红的砖墙，如今灰黄相间，带着雨水的痕迹，犹如用过的马粪纸火柴盒，散落在县城各处。
21世纪初，在行政命令的强力推动下，机关事业单位纷纷迁往河西开辟新区。这也是全国普遍现象——县城很难像大中城市那样，通过打造大学城、高科技园区、举办博览会、体育赛事等方式，拉动房价、拉动GDP。县政府只能自行拆迁，政府驻地不再一体化。行政事业单位人员是县城买房的主力军。人们戏称“土地开发、大学先行”，意思是县城只能将当地的最高学府——县中学迁址。2001年，县四大班子决定：县中学迁往河西，征用农田，这里成了县城最西端。 两年后，新任县委书记做出大动作，先拆人民路上的人民大会堂、县招待所、文化馆、图书馆，又拆公安、检察、司法机关……2006年，县政府也自行迁出，搬迁到县城更西边的地方，脱离了群众，孤零零地矗立在荒野之中。
全县一盘棋，县委书记一手抓，机关事业单位搬迁不用交土地出让金，问题是那些退居二线、退休人员，要成为钉子户，“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只拿到四五万块钱的补偿款，很凄凉。但他们的子女，大多也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县政府派出各单位领导找这些“县二代”谈话，让他们回去为父母打工，暗示……如果他们不搬出去，他们的孩子可能会从县里调到乡镇去工作。钉子户当然做不成了，农村又成了县里人的“神话”。“农民拆迁户，拆迁户！” “水泥路通村村，楼上楼下，门庭若市”，这是我回老家经常听到的话。县城里的商品房小区低调，从外表很难看出高端的抗拒。县城没风景，小区也没风景，绿化零散，小桥流水、车水马龙。一进屋，就发现是另一个世界：是一栋错层的房子，装修豪华。屋主可能在外地打工，也可能住得比较简陋，于是就带着年迈的父母来照看这栋偌大的房子。
人民路“黄金地段”腾空，浙江商人投资兴建地标超市和“灌南酒店”。然而，县政府、财政局旧楼拆迁前，县委书记因受贿入狱，给开发商的优惠条件全部作废。开发商遂因地制宜，用财政局旧楼开酒店。拆迁一直是我回老家聊天采访绕不开的话题，我们这些游子只是旁观者。县里人说：“现在的灌南不一样了，这几年变化很大，老百姓对县委书记的评价也不错……”似乎人人都想拆迁，又人人都恨拆迁。想拆迁是因为老房子不适合住；恨拆迁是因为补偿款不够买新房。
越发达，越不适合居住
县中迁到新区，周边房价再也抬不起来。“县里人”也不在县中上学了。我以前的同学，都把孩子送到了淮安市或连云港市的中学，在那里租房或买房，老人或老婆去做饭陪读。有经济能力的甚至把孩子送到了南京。县中承诺给高分考生发放奖学金，但学生人数始终不见起色。小学、初中毕业班的班主任接到命令，要紧盯着学生家长，说政策只允许报考本地学校，这只能欺骗农村人。在外打工的村民攒了点钱，在县城买了房，把孩子送到那里读书，老人来做饭陪读。县里除了县城，再没有高中了。 很多年前，县招生办主任也把女儿送到连云港市读书，新任县委书记很恼火，招生办主任差点丢了工作，大家都得去县城上幼儿园、小学！于是去年新区就建起了设施一流、区域先进的幼儿园和小学。
畸形教育导致县城夫妻分居。我的老同学是一家化工厂的高管，收入不错。工厂位于距县城一百多里的化工园区。有员工一百七八十人，普通工人住在厂外；有十几位单身管理人员住在厂内，吃食堂。化工园区周边很荒凉，我的老同学没什么爱好，下班后就上网，周末也不常回县城的“空巢”。孩子从小学开始就在淮安市读书，由爷爷照顾；初中毕业后，母亲辞职陪读。在一些“铁饭碗”单位（这里只能省略他们的名字），员工不上班的现象很严重。有人去陪孩子，有人在外做生意，偶尔也回单位看看。 这几年，形势越来越紧张，大家都陆续返岗了，或者说回单位的频率增加了。
烈士陵园成为城东老年人的“公共空间”。近年来，“阿姨广场舞”成为媒体热议话题，睡眠不足的中青年、为子女教育焦虑的家长，对“阿姨”发出的噪音深恶痛绝。很多人也批评城市规划和房地产开发只注重土地价值最大化，不留社交、休息的空间。那么，房地产开发出现之前，县城是什么样的情况？“一条大马路，两排火柴盒”，唯一的绿植就是行道树，县城没有公园。县城地势平坦，连一个大土丘都没有。还有比这更枯燥、更让人抓狂的空间吗？人民体育场和人民大会堂前的小广场，本来可以用来晨练，也被“开发”了。 后者在上世纪 80 年代便失去了昔日的雄伟：广场两边的围墙边建起了一排简陋的商铺，广场也被租给小马戏团去表演，想要谈恋爱也只能“逛街”或者去人民大会堂看场电影了。
县里第一个公园建于2005年，位于桥西，公园和周边的楼盘是同一个开发商建的。同年，县里对烈士陵园进行整修，拆除围墙，改名为“英雄广场”，两年后被评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没有人会到这个小县城来旅游。英雄广场集休闲、健身、纪念功能于一体，还有手工DIY露天摊位、可拆卸的儿童游乐设施、绕着小圈转的小火车、充气城堡……外地人看到这些大概都会莫名的惊恐吧？我上小学的时候，烈士陵园只在清明节开放，有关部门组织我们祭拜烈士墓，站着聆听新安镇解放的历史。 进入中学之后，门禁稍微放松了一点，我们就来到这个安静的地方朗读，聊天，跑步。
都说跑步在大城市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但在县城却不是这样，那里的年轻人、青壮年、青少年不怎么运动。英雄广场成了老年人的健身场所，成了露天沙龙，在高耸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下，大家唱着革命歌曲，集体做操，挺应景的。
县城，没未来？
我小时候，全家住在文化馆里，最熟悉“县城人”的心态。县干部的理想是让子女在离家较远的地方上学，最好不要太远，这样毕业后就能成为“县二代”，到县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实在不行，也可以先到乡镇政府工作。相对而言，关系薄弱单位的员工最重视子女的教育。觉得压抑、无聊的年轻人，从小就下定决心要飞出“小县城”。县城居民按户籍、单位、工种划分阶级灌南人民路在桥西房价，不同阶级的人根本就不能通婚。我对新安镇人的生活了解不多。神秘的问题是：毛泽东时代，不允许私商，新安镇人没有铁饭碗，他们是怎么生存下来的？看了孙茂义写的家史，走访了老街的居民，我终于明白了。
20世纪50年代初，新义河修建需要大量芦席、蓼科植物。新安镇的人们大多靠编席为生，饿得不得了，就偷城郊农民的庄稼。一些小业主有了土地，就不再在城里居住，到农村种地。孙茂义的父亲原是镇上小学的校长，因大女儿和女婿跑到台湾，自己不能再教书，就被招到新义河修建工地上干活。因听说自己带的学生当了领导干部，被安排到农村小学任教，他的妻子儿女就留在了新安镇。孙茂义在自己的家谱中写道：“从我十五六岁起，每到暑假，就经常到码头上干活，搬石头、搬沙子、卸砖头”以贴补家用。 1962年夏天，他19岁那年，就读的灌南师范学校因经费困难停办，但“所有小工作都要分配，居委会和镇劳务派遣处都把我们堵住，说我们政治上有问题”。“我们当时约有20人聚在一起，偷偷帮人家装卸货物，如果被运输公司的工人发现，就不让干活。”冬春两季，孙茂义在县民政局当帮工，负责登记、送难民回乡。“每天有一群群乞讨的乞丐带着家人，要回家就睡在县政府门口。”孙茂义的妻子拉平板车十几年了，这是重体力活。镇上一位已年过90的老奶奶，年轻时也靠拉平板车为生，长途跋涉，给各个乡镇送药。 她的“丈夫”是药店的职员，她说：“我们什么都没领到……”陪同采访的老同学解释道，虽然药店店员的小姨子解放后没有一起生活，但本质上他们仍是一家人。
孙茂义有书法和绘画天赋，1965年终于得以进入新安镇艺术合作社。同社的王富阳也是贫苦出身，他在刻红卫兵臂章时，把“毛泽东”中的“东”字剪掉了，印出来像个“沙”。他曾被打，还一度入狱。我在档案里找到一张王富阳1982年填的表格，大概是申请转正的。县里成立时，他参与了文化馆的筹建，长期受留置观察。1963年至1965年、1969年至1979年，他两次下放农村。1980年他回到镇上，在文化馆当“支援工”灌南人民路在桥西房价，每月工资30元。 他家共有6口人，无直系亲属参加工作。
孙茂义一家1970年下放县城农村，一年半后，经介绍到文化馆当临时工。他老婆孩子都是县城农村人，农村没有地，粮食都是黑市买的。他对我说：“你妈妈一家在机关上班，可以买到便宜的物资。我们有一技之长，在外打点私活，收入也不少。我们都有自己的一套路子。”他和我妈妈是文化馆的同事。
文化馆还有一位艺术家，陈正义，是南京知青，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附中。他来关下乡不久，军代表找到他的档案，把他调到县电影放映队画幻灯片，随后又转为城里人。起初，全县只有他一个人会写生、会画画，但画作太过高雅，不适合群众。晚年只画水墨画，也还不错。恢复高考之初，全县的美术考生全是陈家的，因为考试要写生、设色。在我看来，现在的知青历史叙述，似乎只关注返城知青，而很少有人关心被迫留下的知青的境遇、心态，以及他们对安置工作的贡献。限于篇幅和话题，本文只能略谈这一点。
前述文化馆几位艺人的妻子文化程度都不高，子女也都上了大学，在外地工作。孙茂义的大儿子考上了东南大学，毕业后当上了县里建筑设计院的副主任，但还是辞职去了上海。陈正义对灌南始终没有认同感。他的儿子陈勇回忆说，父亲经常教育他：“拼了！”考不上大学简直是难以想象。最起码，他的父亲不会像“新安镇人”那样放心。后者生存能力强，孩子考上大学是好事，但如果失败了，还有其他路可走。
在县城，国企工人的心理落差最大。早年修建的一排排军工式平房，唯有县里的化肥厂、面粉厂、纺织厂等还未被拆除。在人民路上，随处可见大片灰黄相间的土地。有土的地方种着蔬菜，说明宿舍区还有人居住。几年前我问过熟人，有谁认识还住在工厂宿舍区的人吗？结果谁也没说。这次回老家，我找到了在化肥厂长大的Y，让他陪我回去看看。
最让我吃惊的是，很多失去职能的“单位”居然还存在。县化肥厂1996年就停产、停发工资了，但从未宣布破产，依然有“产值”：厂房和土地租给了两家民营工厂，后者的产值（不是交的租金）算作化肥厂的产值。如今，这两家民营工厂也停产了。化肥厂自己的机器设备早就拆掉卖掉了，什么也没剩下。卖掉的钱和厂房租金，根本没法支付工人的养老金和其他费用。厂里还有三四个人在“干活”，办理相关手续。比如，工龄8年以上的员工，可以提前5年办理退休手续。在去化肥厂的路上，我们看到县炼油厂的厂房不是拆了，而是改建成了游泳池，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县剧院也在那里，县财务向普通工人支付了70％的薪水。人工智能歌剧和业余剧团仍在私下表演。
在毛泽东时代，每个县都有一个肥料，也是战争的准备稀缺的商品，每年在农村的亲戚都会要求我的父母购买肥料，即使在肥料短缺期间，县财务也补贴了肥料工厂，而电力价格相对较低。
现在，随处可见的是肮脏和杂乱无章的垃圾。但不负责清洁），如果发生其他情况，例如下水道阻塞等，居民必须找到自己解决的方法，每月付给他600元。
Mahjong的声音来自庭院旁边的简单建筑。
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周总是在他的脸上自我重视和自欺欺人的微笑，我知道他是来自Nanjing的那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奇特的想法：他的父母于1967年被送往江苏北部的乡村，在1979年，他在乡村工作，当时他被安排在肥料工厂中，我也知道他曾在Zhou上倾斜，而不是在Zhou上进行过努力。并遇到了一次事故。 通过联系，他的妻子进入了塑料工厂。在肥料工厂停止生产后，多年的服务只有1000多个。
我在附近玩了三个孩子，“他们回到了新的一年？主动解释说：“我正在等待拆除！”
Y离开肥料工厂后，县党秘书辞职后，被指定的肥料厂不是拆除的他现在的工作距离县席位仅70公里。 UAN，来自Tanggou酒庄。
去年夏天，我的儿子回到了我的家乡，我的家乡闻到了刺耳的气味，我几乎是在我的目的地。 ，大道是灰色和白色的，工厂的颜色也是白色的，使人们头晕目眩。
归乡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