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思想的力量以实现影响力
刘诗锦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这几年，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是中国经济学并不尽如人意，没有反映出现在的经济状况。我们现在需要作出回应。为什么过去中国的经济学没有体现出中国经济变化的逻辑？原因有很多。现在中国经济需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也需要类似的转型。而且转型的条件也在逐渐成熟。这几年我们在做一些研究，特别是关于增长问题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问题，观察到了一些现象，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什么是资本？
从统计角度看，资本是固定资本的形成，包括建筑物安装、设备投资、无形资产，其中无形资产包括研发投资、品牌等。我们在进行一般经济分析时，如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设备投资、工厂投资等，需要加以区分。房地产投资中住宅投资、基建投资很大一部分是关系民生的，这种投资与机器设备投资、工厂投资不同，差别巨大。
我们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候，认为投资是可以提高生产率的，是非常积极的、革命性的、生产率很高的要素。当然过去我们也做了一些区分，比如区分生产导向型投资和非生产导向型投资，但现在我们按照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把它们都算在了一起。而且，我们讲投资和GDP增长的关系的时候，也是把它们算在了一起。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觉得应该把设备、工厂等能够提高生产力、具有革命意义的生产性投资，和关系到民生的住房、基础设施投资区分开来——我叫它“消费性投资”。其实住房和你在家里买的冰箱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耐用消费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是对住房的明确定位，房子本身就是消费品。当我们的消费水平提高之后，公园、图书馆等所谓的“比较高端的服务性消费”就会成为消费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这几年我提出了一个新概念——GFP，即最终产品，是指GDP（国内生产总值）中不再直接进入下一个生产环节的产品。计算方法是GDP减去工厂、设备等生产性投资，因为工厂、设备投资还会再次进入下一个生产环节。
我们以前讲的GDP，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终产品，而是新创造的价值。在经济活动自然过程中，最终产品就是除去生产性投资之后的部分，所以我提出了GFP这个概念。这样一来，就需要讨论一个问题——以后资本这个概念，是不是就是生产性投资，还是我们所说的资本加上消费投资？当然我说的GFP是所有的消费品，包括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加上消费投资。
我们对这个概念做过严格的定义，最难定义的是基础设施投资。比如修了一条路，汽车可以在上面跑——这主要是居民消费，重型卡车也可以在上面跑——这是生产性消费，这些都需要区分。从技术上讲，这种区分是可以实现的，也是有意义的。我们经常讨论中国这几年投资和GDP的关系，其实反映的是投资的效率，或者说投资的边际效率在下降。这个问题可能存在，但如果我们把投资换成标准意义上的革命性生产性投资这个概念，与GDP做比较，情况就会发生变化。
二、历史需求高峰
“历史需求峰值”这个概念是我在近几年的研究中发现的。目前的经济文献中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并不多。历史需求峰值是指一个经济体（行政上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对某种消费或生产的需求最大或增长率最高的时期。
比如我们观察到房地产的峰值在2013年左右，基建投资的峰值在2016年。另外，对应的工业品，比如焦炭、水泥、粗钢等，都有历史需求峰值，这个数据已经被证明。这个现象怎么解释？长期来看，这是技术决定的。比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30平米之后，基本就稳定下来了，不会再涨了。
当然，我们可以用消费者的偏好来解释。个人消费的下降，意味着即使你有钱，你也不会继续买更多的房子。你会买车，去旅行，把钱花在其他事情上。对于中国来说，每年的住房供应量达到1200万套之后就稳定了。钢铁、基建也有这样的峰值。所以，这个跟技术有关系。同时跟消费者的边际消费效益递减有关系，或者跟个人偏好有关系。它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不会再大幅增长了。
那么，中国经济增长为何会放缓呢？根据上述“历史需求峰值”的分析，即使人口数量不变人口与房地产分析，中国经济增长也会放缓。当然，人口变化也在起作用。至于人口变化与历史需求峰值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最近有人提出，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应该包括技术因素，因为技术贡献很大。如果没有技术的贡献，当一项技术用到极致之后，收益肯定会减少。但是，假设技术和新技术不断供给，在一个经济体中，由于存在历史需求高峰，最终会出现收益递减。因此，用这个问题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增长阶段的转变是可行的。
三、增长不确定性与企业家的作用
进入增长阶段之后，从马尔萨斯陷阱到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或者说“转折点”），最后到索洛增长模型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新技术的诞生，而新技术就是创新。
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各种因素的重新组合，按照物理学最基本的原理，世界上的物质和能量是守恒的，但信息是增长的。熊彼特讲了很多种创新，需要各种组合。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增长的不确定性，过去我们严重忽视了这一点。
有人认为，中国应该走美国、日本走过的路。从逻辑上讲，在技术成熟的时候，包括生产方式、工艺流程，甚至营销方式，这也许是有道理的。但一个东西搬到中国来，也必须适合中国特定的环境，符合中国特定的初始条件。未来的理论研究，要研究初始条件，肯定会产生新的因素组合。
经济学里经常讲一个概念叫最优，我一直在思考这个“最优”的含义。在一定的环境下，比如中国的增长环境，什么才是最优，我们事先并不知道，但事后盘点的时候，发现有些东西是最好的。所谓找到最优解，其实就是市场的作用，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不断寻找好的东西。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确定性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当一个国家有巨大的增长潜力时，不确定性是最大的，因为有各种可能的组合，但需要有人不断尝试和犯错，最终试验出一些好的方法，这就需要市场的作用。而这个不断尝试和犯错的人就是企业家。我认为企业家就是把各种因素结合起来的人。
我去浙江调研的时候，问过当地的企业家：产业集群是不是有计划的？他们说不完全是，他们做生意的时候，很多企业聚集在一起，他们叫“块状经济”，最后经济学家叫“产业集聚”。这是一个演化的过程，逐渐消除不确定性，最后产生最好的东西，企业家在其中发挥作用。
其实创业者的角色是分类型的，比如后发国家，技术、生产流程、生产方式都比较成熟，创业比较容易，只要有一点市场经验就行，但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难度就大了。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有很多企业家非常擅长营销，因为这是学不到的东西；很多跨国公司在国外很成功，但在中国却失败了，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居民的消费口味。
其实改革开放后前20年，中国企业家的营销才能很出色，很多都是营销王者，但是这几年，当我们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就需要进行技术创新了。
这里有一个典型的问题，我们历来反对重复建设，比如汽车行业，全世界就剩下三到五家大的汽车公司了，那我们现在发展汽车行业，是不是应该设一个三到五家公司的界限？这样可以省去很多麻烦。但是我们的问题是，设的五家公司和最后形成的五家公司一样吗？你看美国历史上的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巅峰时期，美国有500多家汽车公司人口与房地产分析，克莱斯勒的形成就像一条河，有很多支流，不断汇合，最后形成一个好的公司。
最好的公司是竞争的结果，很可能是最佳解决方案——经过多次尝试和失败后得出的结论。事实上，企业家是在发现和利用机会。虽然我们的传统增长理论现在对不确定性有了理解和关注，但它没有看到企业家的作用。
总之，以上三个方面是一个增长模型的两边，右边是要素投入——什么是资本，左边是产出。其实需求部分是历史需求。另外一个是不确定性，企业家的能力，这些其实都在增长模型的右边。很多经济模型，包括索洛模型，在理论上已经非常成熟，但是我们对它还不是很满意，因为很多理论缺乏解释力。我们要能够结合中国的实际，发现一些问题，然后加以改进。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不确定性的引入，以及对企业家作用的重视。
传统的经济模型比较接近牛顿力学的范畴，用牛顿力学的世界观来描述成长的过程，现在已经到了量子力学的范畴，量子力学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确定性，我们也可以去探索一些问题，做一些改进，这可以解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