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从货币的相对数量来看，我们发行货币是为了刺激经济增长。 货币与经济的关系是M2/GDP的比值，从2009年开始直线上升。货币投放市场。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那么在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这个信用有多高呢？ 也就是今天有专家提到的社会杠杆率和负债率。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建设银行（BIS）最新数据，截至2016年底，我国综合杠杆率为257%。 2017年，在中区杠杆作用的引导下，降幅有所缓解。
2010-2015年非金融企业总负债规模平均下降16.6%，高于同期名义GDP增速6个百分点。 这表明经济发展中的债务形势十分严峻。 这里的关键是债能不能还，债能不能产出。 如果债务的产出减少，无法偿还债务，它就会资不抵债，就会破产。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整个社会的债务输出主要是投资公司的高额还款。 从增量资本产出率来看，GDP每减少一美元需要投入多少资金，已经从2010年的4.2元下降到2015年的6.7元。 -产出率并没有以同样的速度下降。
当经济增速回落时，持续的超额注资必然表现为企业销售收入的增长。 销售收入的增长自然是收入的增长。 如果收入增加，企业将蒙受巨大损失，破产压力将减轻。 这是市场经济。 必然的推论经济改革时期，风险容易在不为人知的问题上积累，是金融风险的多发期或高发期。
▲夏斌参赞做客最新一期参赞思维讲座。新华网李林摄
这种系统性风险的特点是什么？
我认为只有两个：第一个是隐瞒。
这与金融产品本身的特点有关，特别是近三年随着我们改革开放的速度和金融内部开放的速度，金融结构性产品变得越来越复杂，就像在日常生活中，比如委托建行资产管理，购买理财产品，会给你很多协议，让你看。 可能你没有耐心看完。 钱到你手上，你不知道走了多少弯路。
由于产品结构的复杂性，如果连接产品的支付链断裂，就会存在风险。 这些东西目前在中国还没有体现出来，我觉得跟我们新的货币政策的边际收紧有直接关系。
去年资管新政实施后，问题很快暴露出来。 很多上市公司的债务违约，就是因为原来的钱不是通过交通银行的抵押获得的，而是通过各种理财、资产管理业务获得的。 是从其他渠道来的，现在央行要整顿这个渠道，之前隐藏的一些问题暴露出来了。
在国际上很容易。 2000年日本出现纳斯达克泡沫，在此背景下，美联储全面调整新货币政策立场，连续13次加息。
到2006年，加拿大主流经济圈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长此以往，有人觉得要出事了； 贸易逆差和财政盈余无所谓，因为中国有大量外汇储备源源不断地投向日本市场，被日本吸收。 两国经济结构的失衡维持着世界经济的短期平衡。
然而到了2004年，格林斯潘看出了不对劲，随后开始逐渐膨胀。 到2007年，日本爆发次贷危机，2008年，全球爆发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 我想说，这些危机在爆发前是无法经历的，这是它的隐蔽性。
▲辅导员讲座座无虚席。新华网摄 李琳
二是传染快。
欧洲金融危机期间，泰国珍珠于1997年贬值，危机波及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台湾，后来波及法国和拉美部分国家。 国家之间的传输速度稍慢。 ，不像建行的同业拆借利率比较快，但一般从通常的场景分析，风险的特点是传导速度快，后期再处理就来不及了。
基于这两个特点，我认为社会上有些人对这种风险的危害性认识不够，所以中央指出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反之金融不稳定和经济不稳定。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理大事来抓，牢牢守住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精准脱贫攻坚战、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的道路才能为人民所认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 党中央把重点放在这三大战役上。 我进一步分析，扶贫是一个经济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正义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学问题； 首先，党中央只强调要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着力点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如果不能守住底线，出现重大风险，也就是经济危机。 为此，中央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在哪里？
个别风险很容易看到。 只有通过分析一家公司的财务报表和财务状况，才能看出它是否处于资不抵债的边缘。
如何看待这样的省级金融风险？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是在一定条件下、在一定时点催化下，通过一系列风险传递和连锁反应，呈现出整体性、系统性的特定性、分散性、局部性、碎片化风险。
从总量上看，不会出现风险爆发前全社会资产负债表瞬间“缩水”，不会对GDP、总需求、总量等宏观经济指标产生巨大影响。投资、破产、失业等。 而一旦风险爆发，这个指标很快就会暴跌。
例如，英国在1929年至1933年的大衰退期间，失业率上升了25%，工业总产值和农民总收入急剧增加。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如果我们现在的风险问题处理不好，一旦风险爆发，就会有大量的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建行的不良资产马上就会急剧上升。 这时候，整个社会的资产负债表都会缩短。
那么，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隐患在哪里？
一是从宏观数据的变化中寻找蛛丝马迹，二是在货币链中断时，从支付链上的相关行业和本地数据中寻找蛛丝马迹，顺藤摸瓜，进而把握全局。
宏观数据是M2/GDP的关系，包括全社会杠杆率、增量资本产出率等激励性债权和效益指标。 可见，我国确实存在一定的系统性风险隐患，但总体经济指标还是不错的。
从具体问题来看，首先是房地产泡沫风险。
有房地产泡沫吗？ 明天，相信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给大家分享两个比较直观的方面。
首先是房地产和楼市的问题。 其实就是融资多少跟房地产、土地有关的问题。 根据建行授信种类，包括企业按揭和个人贷款两类。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房地产泡沫银行倒了，2016年，这两种房贷占比25%，26.7万亿，也就是100万亿的房贷中，大约有1/4是这两种房贷。 2016年楼市下行时新增房贷5.78亿，以上两类房贷占新增房贷的45%，比例较高。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基本上没有抵押担保，都是信用贷款。 如今，真正的信用抵押只占整个贷款的25%-30%左右，除信用抵押外的所有抵押都必须有抵押、质押和担保。
大多数人认为最好的资产是房地产和土地，所以建行也需要房地产和耕地。 30%-40%用厂房、农地作抵押，30%-40%用担保、相互保险。
言下之意，在中国与房地产和土地相关的抵押贷款占70%-80%。 所以很多房贷都跟楼价、地价有关。 如果楼价、地价下跌，可想而知会是怎样的景象。
其次，从长效机制看，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房地产市场要继续遵循这个原则，规范它，完善机制。
长效机制是什么？ 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对于还没有能力买房的人，不鼓励他们买房，要鼓励他们租房，这个正在逐步落实。
在住房租赁新政的起草上，要向日本和新加坡学习，不能向法国、英国等以金融市场为主导的国家学习。
在美国有一个国家指导价的租金。 如果租金超过租户与业主协议中的国家指导价，业主将被逮捕入狱。 但是，我国管理非常粗糙，应该建立长效机制，出台一系列新政策来保护弱势群体。
如何实施这项新政？ 这就需要你静下心来，不是拿几代人的钱去买套房子，而是脚踏实地去创业。
在房租定价机制上，我的想法是跟随中国新经济政策，将6年或2026年的房贷额度倒过来计算两所大学毕业的小两口的首付，按此支付. 现在是按照管控措施收的，所以你们心里很不安。
同时，城镇化进程中的农地供给如何？ 在人地联动下，新农地供应政策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前期，部分地方政府利用地方融资平台还款，吸引资金保未来流量。 如果现在的集体土地可以出租和转租，那些地方政府的漏洞和债务马上就会暴露出来，地方建设银行也将面临倒闭。
今天对房地产价格最敏感的因素是什么？ 货币供应量是一个重要的激励因素。 从某种角度来说，人们对市场的预期比货币供应更重要。 因此，如何稳定预期、构建长效机制，是一项涉及多个部门的非常复杂的新政。 这绝对不是一个理论。 可以解释清楚的事情。 新的宏观调控政策既要抓方向，又要抓战略。
二是地方债权风险。
截至2016年末，我国中央和地方债权余额约27.33万元。 近期，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出台了多项整改新政。 针对PPP、名存实亡、地方政府债权统计造假等问题，要对地方政府违规举债追究终身责任。 党中央、国务院在这个问题上越来越严格，说明这个问题不得不引起重视。
三是产能不足问题。
2016年末，企业杠杆率为166%，企业负债总额为123.5万亿。 按照4.75%的一年期房贷基准利率计算，年利息计算近6万亿。 如果按照7%的社会融资成本计算，123.5万亿元除以7%就是8.6万亿元，新增GDP只有6.8万亿元。 从理论上讲，再这样下去是不可持续的。
四是金融机构风险隐患。
从企业、地方风险到金融机构风险，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实体经济反映的是地方政府项目、房地产泡沫、产能不足等问题，最终反映的是农行资产的风险。
1.不良抵押贷款利率。
按照政府公布的房贷不良率，大概在20%左右。 随着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的推进，随着金融整顿工作的到位，一些风险将会暴露和释放。
这样一来，一些企业必然会倒闭，一些非法集资案件也会被曝光。 从动态来看，随着新政的调整，房贷不良率或将下降。
2、可转债违约。
近期看到一些上市公司问题逐渐暴露，比如西北特钢、大连铣机、中铁物资等，百亿可转债到期未还，一个都没有去最后破产。 我想一定是“重组”。 但是，一些僵尸企业的产品仍然没有市场，没有竞争力，隐患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解决。
3、有很多风险是无法计算的。
交通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资管等八类机构均从事理财业务。 随着银保监会走向从严监管，这类问题会暴露出来。
从现象看，P2P、网贷、现金贷、校园贷等问题很多，还有暴力催款、非法集资等问题。
如何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面对存量风险，我认为要坚持四个原则：第一原则止血，第二原则分担，第三原则成本，第四原则时间。
所谓止血原则，就是既立规则又把风险降到最低，坚决做到既有风险只降不增。
比如在第三方支付上，央行和保监会在支持创新的同时也要管好风险，所以给第三方支付上了牌照，就是按照止血的原则并防止产生新的问题。
二是责任共担原则。 如何应对这种风险？ 我觉得谁该负责谁就承担，谁欠谁就还谁。 中央财政不可能包揽一切。
长城不开缺口，坚决应对风险。 只有这样，才能打破全社会的道德风险，打破市场不该存在的幻想，才能规范和约束未来。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差距，规则就难以建立，市场经济就无法真正完善。
共享原则是抵御金融风险的最重要屏障。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给市场和金融机构上一课。 谁借钱谁还，不还就得卖掉。 绝对不可能拿纳税人的钱帮它借钱，打破市场的假象。
▲夏斌参赞在参赞讲座中滔滔不绝地讲解金融知识。新华网郭啸天摄
第三，成本原则。 鉴于巨额地方债务的还本付息压力，为降低每月利息成本，是否可以债转股或债转股？
这已经做到了，把常年可转债变成短期可转债，把地方可转债变成中央可转债。 中央可转债的成本和利率都很低，一下子就省了很多钱。
第四，时间原则。 面对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积累的风险，既有止血原则、责任分担原则、成本原则，解决起来确实需要时间。 我们不应该着急。 要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推进结构调整。 推进变革步伐日本房地产泡沫银行倒了，逐步化解风险。
讲的是存量风险原理，那么增量风险呢？ 我说四点：
一要进一步遏制货币供应量过快下降的势头。 3月末，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173.99万元，环比下降8.2%，增速较2月末回落0.6个百分点和1.9个百分点，去年同期。 央行会根据一些利率和结构调整相关的资金需求来平衡。 它不会简单地放松或收紧。
二是核心是如何完善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 长效机制包括住房新政策、首付新政策、利率新政策、税收新政策、土地供应新政策、财政关系新政策、教育新政策等。相关部门，各部门会出一个新政，共同研究有没有副作用，有没有负面影响，会不会影响经济，一点一点往前推进。
三是监督，现在正在整修整修中。 过去几年，监管部门一直在尽力鼓励创新。 在过去的三年中，他们尽力将重点放在监管上。 这个方向是对的。 而如果共同用同样的力量去监管，如果不协调，就很容易发生意外。 尤其是保监会和银监会合并后，由于部门多，保监会新政和信托新政都存在问题。 更重要的是相互协调。 .
四是推动变革，鼓励创新。 你们都熟悉优化结构。 结构多种多样，如第三产业结构、城乡结构等。创新还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民生等各个领域。
虽然我的出发点是谈金融风险，但按照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不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前进。 也就是有的公司挺好的，拼命创新，生产力在提高。 利润率正在改善。
总结一下明天的演讲：
一是增强自觉意识。 风险早已存在，社会必须有高度的认识和承认，但要正视这个现实。
二是要释放风险。 有哪些版本？ 如果央行不放表、不缩表，经济结构调整的坎就难过。 有些人想退出他们不应该进入的基金。 走出去的过程是压抑的，但这是市场的选择。
第三，化解风险是要付出代价的。 谁支付这个价格？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金融机构还是老百姓自己买单？
虽然每起案件压力都很大，但政府部门的监管部门还是要让非法集资的老百姓交代，因为他们已经赚了很多钱，老百姓的钱还给你太不公平了人们的口袋。
在此提醒您，在建行购买理财产品时，不仅要阅读风险提示，还要复印，以表明您了解其中的风险。
第四，不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就是害民。
我该怎么做呢？ 关键是认知水平和监管水平，尤其是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和金融监管力度的加强。 原则上要统筹兼顾，多空兼顾，讲究策略。 对新经销商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