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棠是我国当代乡土文学极具代表性的作家，被称作“大运河之子”。他于 1936 年 2 月 29 日在通州出生，今年刚好是他 80 周年诞辰。13 岁时，他凭借“神童作家”的美名步入文坛，深受文化界和读者的喜爱。1954 年，他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55 年出版了首部长篇小说《运河的桨声》。
神童作家刘绍棠在北京的悲喜人生
作者 /陈溥
大运河畔的童年诗画生活
大运河畔儒林村
刘绍棠出生于大运河畔的儒林村，那是一户普通的农家。每四年才有一次的 2 月 29 日，几十年后，一位外国友人对他说道：“你 80 岁才过 20 个生日，你会永远年轻！”儒林村位于通州城东南，在大运河东岸的沙滩上，是在清朝初年形成的。村名为“儒林”，并非因村中出过儒学大师或著名学者。恰恰相反，这是个贫困的小村，几百年来都没出过一个有学问的人。村民们非常希望自己的儿女中能有几个识文断字的读书人。
刘绍棠自幼极为聪明。母亲所唱的歌谣，民间艺人讲述的历史故事，他都能迅速记住，并且还能生动地讲给小伙伴们听。1942 年春节过后，年仅不满 6 岁的刘绍棠被送往邻村供给店的村上小学。小学的校舍是关帝庙的后殿，4 个年级同在一间殿内上课，每次考试他几乎都能获得第一名。在听课之余，他大量阅读课外书，因此被称作“书迷”。
当时村里有个小饭铺，经营得很红火，可一直都没有名字。一天，饭铺的女老板请了外村的两个教书先生来给饭铺起名。这两个先生酒足饭饱之后，挠着头、抓着耳，还是想不出好名字。就在这时，在门口玩耍的刘绍棠突然说道：“李白有一首诗叫‘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那就起名‘柳香居’吧！”两个先生以及店中的人都感到非常惊讶。后来饭铺正式起名为“柳香居”，并且请人写了匾额。在这一年春节的时候，刘绍棠为店铺写了对联，对联内容为“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金运河银运河金银运河运金银”。而这一年，刘绍棠还不满 7 岁。几十年悄然流逝，刘绍棠儿时编写的这副对联，依然作为村史中的佳话，被人们传诵着。
小学生刘绍棠展现出了少见的文学才能。
在北京二中读初中期间就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初中尚未毕业，他就被调到了河北省文联，在《河北文艺》担任编辑一职。
辛亥革命后定名京师公立第二中学。第二中学原本位于史家胡同。国民政府南迁之后，它便迁往了内务部街的原内务部内部进行办学。
那一年初一仅收 3 个班，然而报名的人数却超过了 5000 人。刘绍棠在国语、算术、常识这三门考试中都取得了满分，总分是 300 分，从而在成绩榜上名列榜首。按照惯例，校长和教导主任接见了这位头名状元，并询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提出希望能够住校，于是他被学校收为住校生。二中那优秀的师资、高质量的教学以及良好的学习氛围，都让刘绍棠感觉如鱼得水。他的学业突飞猛进，文学才能也突出地显现出来。
刘绍棠为了自筹生活费并补贴家用，在学习之余开始勤工俭学，通过同学介绍成为了报童。报童的工作十分艰辛，每天早晨还不到 4 点就得起床，接着从学校赶到灯市口大街东口，在建国东堂影院门前排队领取报纸。之后他要快速跑遍拐棒胡同、礼士胡同、演乐胡同、内务部街、史家胡同、干面胡同、外交部街等东四、东单一带的大小胡同，把报纸送到订户手中或者卖出。刘绍棠在早 7 点前赶回学校去上早自习。他的报童生涯让他对北平东城十分熟悉，并且使他有更多机会接触到旧京人民的生活。
刘绍棠在二中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同时也迎来了自己文学生涯的开端。1949 年 10 月，在一份《北京青年报》上，他发表了反映本校学生生活的微型小说《邰宝林变了》。随后，他创作势头强劲，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接连发表了二十几篇短篇小说。
1951 年春，刘绍棠已有些名气。他初中尚未毕业，就被借调到了河北省文联。之后在《河北文艺》编辑部担任编辑工作。
河北作协在半年之后把他送到通州潞河中学去读高中。他在高一时发表的小说《青枝绿叶》，被叶圣陶先生编入了高二的语文课本。
刘绍棠年龄尚小。他在河北作协工作了半年多之后，河北作协把他保送到通州潞河中学去读高中。
潞河中学的名气在华北地区很响亮。它的前身是 1867 年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在通州城北后街教堂开办的八境神学院，之后改称潞河书院并迁往城南。1901 年改名为协和书院，设有大学部和中学部。1917 年该校大学部迁到北京城内与汇文大学合并，1919 年改名为燕京大学。而中学部依然留在通州原来的地址，成为了私立潞河中学。一个多世纪以来，潞河中学培育出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学子。其中，有著名的科学家宋叔和、马文昭、黄昆等；有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还有艺术家王洛宾、夏淳、梅熹等，他们都是潞河中学培养出的杰出人才。此外，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也是潞河中学的早期校友。
1951 年 9 月，刘绍棠踏入了一直向往的潞河中学。他把自己按照普通中学生的标准来要求，学习十分踏实，在品德和学业上都很优秀。他也很热心于社会工作，先后担任了班长、团支部书记、学生日报社长等职务。在高二的时候，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文学才能进一步展现了出来，连续发表了《红花》《青枝绿叶》《大青骡子》等作品，这为他赢得了全国性的声誉。他在高一的时候发表了小说《青枝绿叶》，这部小说被叶圣陶先生编入了高二的语文课本。刘绍棠的文学才能引起了各级领导的关注。1953 年 2 月，当时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邀请他进行谈话，他们之间形成了长达几十年的特殊友谊。
刘绍棠及夫人曾彩美合影
在潞河中学帽儿胡同45号院房价，刘绍棠收获了爱情。他结识了刚回国的侨胞曾彩美，两人彼此倾心，而后相伴一生。
潞河中学位于通州新华南路南段路西，果园环岛的西北方向。我前往之时，恰好学校处于放假期间，门卫禁止我进入。就在我与门卫交涉的过程中，一位看上去像是老师的中年人准备进入学校。我向他说明了我的来意，他表示，他会跟门卫打个招呼，然后让我跟他一起进去。
潞河中学校园很美。树木与草坪之间有一座座中西合璧的小楼。这些小楼既有 20 世纪初欧美学校建筑的特点，又带有中国传统建筑的手法。老师说这些小楼是清末和民国初年建的，现已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是我国少有的保存完好的近代教会学校的建筑遗存。我问听说刘绍棠在一座红楼里上过课，那红楼在哪儿。他指向左前方一座漂亮的楼房并说道：“那座楼房是刘绍棠上课的红楼。”我看着他所指的楼房，莫名其妙地问道：“那楼房难道不是灰色的吗？”他解释说，这座楼先前被称作“谢氏楼”，是为了纪念美国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和教育学家谢卫楼，他曾担任潞河书院、协和书院校长多年。解放之后，这座楼曾一度改称为“红楼”，原因是它的楼顶是红色的。我仔细地看，发现楼顶确实是红色的。接着继续往前走，看到的是上世纪 80 年代之后新建的教学楼，然而这些教学楼在色彩方面以及风格上都与老建筑保持着十分和谐的状态。
他考入北京大学学习了一年后，正式从北大退学
1954 年 9 月，18 岁的刘绍棠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他是儒林村的首个大学生，进入了中华最高学府。全村的父老乡亲都为他感到骄傲。当时大学的院系调整已经结束，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实现了合并，北京大学搬迁到了西郊的燕大校园。未名湖的湖光和塔影，图书馆丰富的藏书，老教授们渊博的学识，都让他深深着迷。但刘绍棠不久后发现，中文系的许多课程设置对他的小说写作没什么帮助。大学的系统学习和他的文学创作不是同一种路子。他特别渴望投身到火热的生活中，去写他熟悉的乡亲们。经过一番冷静的思考，他写下了退学申请。
北大副教务长兼中文系主任的杨晦教授（右一）
当时杨晦教授担任北大副教务长兼中文系主任，他两次把刘绍棠请到自己在燕东园的家中，劝说刘绍棠不要退学。然而，刘绍棠去意已决，他在北大学习了一年之后，正式办理了从北大退学的手续。
东总布胡同22号、60号成为少年刘绍棠永远难忘的地方
退学之后，刘绍棠将精力集中在写作上。不久，他便出版了长篇小说《运河的桨声》以及《夏天》。在 1956 年的春天，经由康濯和秦兆阳的介绍，20 岁的刘绍棠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从而成为了作协中最为年轻的会员。
56年新文艺初版刘绍棠小说《夏天》
运河的桨声的续编描写合作社的斗争
抗战胜利后，该院归国民党警察部门。
新中国成立后，这个院落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最早的会址。丁玲、周立波、张天翼、邵荃麟等不少作家曾在这里居住过。每个周末晚上，都会在这里举行作家联谊活动。没有限定的题目，大家来到这里可以随意聊天、闲谈，谈论自己的构想和新作，谈论协会的工作和打算，还能即兴地表演小节目。
后来，有越来越多的作家来到京城。1953 年，作家协会买下了斜对门的 46 号（老门牌 60 号），将其作为作家协会的宿舍。这里之前是一个大酱园子，拥有三进院落。临街的是铺面房，后门可以直接通到顶银胡同。作家们带着家属子女陆续搬来。二进院住着秦兆阳等，三进院住着赵树理等。还有严文井等一连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闪光的名字，都聚集在这两个院落里，引领着新中国文学的潮流。
东总布胡同53号
刘绍棠加入作家协会并从事专业创作后，常去这两个院落。他会参加作协组织的各类座谈会、研讨会，也会参与周末的联谊活动。在这些地方，他得到了许多老作家的指点与帮助。时任作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的沙汀以及《人民文学》主编严文井，多次找他谈话，指导他写作，还帮助他修改小说稿。刘绍棠来找得最多的人是康濯。康濯当时在作协工作，他的办公地点在 22 号，家也住在这儿。刘绍棠每写完一篇小说初稿，就会先拿给康濯看。康濯总是很有耐心，为他提出中肯细致的修改意见。两人还会畅谈创作上的各种问题。到了晚上，刘绍棠就会在康濯家住宿。东总布胡同的 22 号和 60 号，是少年刘绍棠永远都难以忘怀的地方。
1957 年形势发生了突然的变化。3 月，刘绍棠参加了北京文联举办的“王蒙小说讨论会”。他对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给予了全面的肯定。并且，他与挚友丛维熙一同撰写文章对这篇小说进行赞扬。之后，刘绍棠又参与了几次座谈会，针对当时的文艺工作发表了一些看法。然而，在反右开始之后，刘绍棠被划定为“右派”，并且组织了一系列针对他的批判。1958年2月被开除出党。
他重回大运河畔的儒林村，在乡亲们的保护之下，从而躲过了“文革”的一劫。
1958 年 10 月，刘绍棠被编入北京市的“右派劳改大队”，接着被送往京郊进行劳动。他先是在门头沟永定河畔从事挖沙石的工作，之后在京东百子湾火车站参与修铁路，接着在西直门木柴厂进行卸木料的劳作，最后在大兴高米店和通州永乐店参与修水利。到了 1961 年 11 月，刘绍棠被摘掉了“右派”这顶帽子。他本身就是专业作家，没有公职，也不领取薪金。摘掉帽子之后依然没有公职和薪金。在当时的那种政治环境下，重新发表作品是很困难的。胡耀邦多次亲自为他联系工作，但都没有得到解决。于是，刘绍棠决定再次回到大运河畔的故乡。
刘绍棠回到儒林村，首先住在他的表姐唐敬茹家。表姐腾出西厢房让他居住，还在饮食和穿衣等方面照顾得十分周到。到了 1976 年唐山大地震时，表姐家的房屋受到影响需要翻修，刘绍棠只好搬到村外的一间小屋。这小屋在一道蓬蒿丛生的沙岗上，非常破旧，并且因为屋中曾吊死过人而被称作“鬼屋”。刘绍棠不信邪也不怕鬼，稍微修补打扫了一下就搬了进去。这间“鬼屋”变得更加安静了，刘绍棠在这里又认真地重读了过去珍藏的许多文学名著。
刘绍棠做出重回故乡的决定，在“文革”那十年动乱期间越发显得正确。儒林村的乡亲们具备憨厚朴实的特质，在“文革”期间也没有发生打斗分派的情况。他们一直以来都为村里有刘绍棠这样的文化人而感到骄傲，从来都不认为他是右派或者反革命。正是因为有乡亲们的保护，他才得以在“文革”中躲过了所有的灾难。儒林村的生活为他积攒了大量用之不竭的写作素材，他小说中的许多人物是以乡亲们为原型的。在政治环境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刘绍棠没有停止手中的笔，先后完成了《地火》等三部长篇小说的初稿。
1979 年，“四人帮”被打倒三年后。刘绍棠最终得以彻底平反，重新回到了北京。他自然不会忘却自己的故乡，时常会回到儒林村居住。一位作家在一个小村庄先后居住了 30 多年，这种情况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较为少见的。
在寻访儒林村途中感受到，通州人都以刘绍棠为骄傲
我寻访儒林村费了些功夫，也感受到了乡亲们对刘绍棠的喜爱。我先是查看了几种地图，然而都未能查到儒林村。后来在网上才找到了它，原来它现在属于通州区西集镇，在张家湾镇的东南方向。之前为了寻访曹雪芹的踪迹我去过张家湾镇，而儒林村比张家湾镇还要远十多里。我开始查找公交路线。去往通州、香河方向的 938 路有十多条支线。然而，我并没有查到儒林村。由此看来，儒林村似乎是比较小的。
我决定先乘坐交通工具去到离儒林村比较近的姚辛庄。在姚辛庄下车之后，我原本以为在这个地方会有小公共汽车能够到达儒林村，然而很遗憾，我向车站上的几个人询问，他们都表示不知道。就在我着急的时候，一辆小汽车停在了附近。我赶忙过去询问，儒林村距离这里远吗？应该怎么走呢？他回答说，这里是运河的西边，儒林村在运河的东边，距离不算很远，但是步行过去也需要 20 多分钟。他接着询问：“你去儒林村做什么？”我回答：“我去看看大作家刘绍棠生活的地方。”他对这句话表现出了兴趣。他说道：“我们通州人都以刘绍棠为骄傲。”接着又说：“我送你去。”我询问：“要多少钱？”他笑着说：“您大老远专门来看刘绍棠，我还能要钱吗？上车吧。”
他在车上向我介绍，运河在此处向西拐了个弯。河东岸有三个小村，北面是沙古堆，南面是儒林，儒林的东边是供给店。就在说话的过程中，儒林村已经到了。我向他表示感谢，而他却说很抱歉，原本应该陪我在这儿转转的，但他还有事，要失陪了。
我进入了村子。这个村子确实很小，非常安静，在道路上看不到人。走了一段路程之后，我看到了一间小卖部，推开小卖部的门走进去，里面有几个人正在聊天。我向他们说明了我的来意，他们一听到我是专门来看刘绍棠的，就都如同那位司机一样兴奋起来。一位老者说道：刘绍棠是我们村子的人，在这儿生活了几十年。绍棠是一位大作家，但是他没有架子，当年和村子里的老老少少都很熟悉。我询问他刘绍棠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像刘家的祖屋，他出生的那所房子，以及“文革”期间住过的“鬼屋”，这些地方都还存在吗？这一问之后，大家都陷入了沉默。过了片刻，还是那位老者说道，这些年来，老房子都被拆除了，有些房子甚至已经翻盖了好几次。一个年轻人接着说，刘绍棠的侄子还住在村里，他可以带我去看看。随后，他带我来到了不远处的一个院落，然而很遗憾，院门紧闭着，家中没有人。年轻人陪我去供给店村，看刘绍棠上过的学校。那所学校已并入沙古堆小学。小学原来的地址是关帝庙，早些年也被拆除了。现在这里放置着运动器材，大概在原来后殿的位置是村里的老年人活动站。年轻人告诉我，在供给店村东边有 938 支线可以到达大北窑。在儒林村，我看到了刘绍棠生活了几十年的环境，也感受到了乡亲们的淳朴与诚挚。
西城光明胡同中的刘绍棠故居
刘绍棠被打成“右派”时，其中一条罪行是他年纪轻轻就在北京城里买下了房子，贪图安逸享受。那么实际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这得从刘绍棠结婚这件事说起。
刘绍棠上高中时与同学曾彩美彼此倾心，迅速发展成了恋人关系。上世纪 50 年代，人们结婚的时间较早。刘绍棠从北京大学退学后，在家人的催促下，于 1955 年 8 月与曾彩美步入婚姻殿堂。当时，刘绍棠的父亲在前门鲜鱼口玄帝庙胡同租了三间小房，全家九口人都居住在那里，而加上新婚的刘绍棠夫妇，实在是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刘绍棠曾向团中央和中国作协等部门申请住房，然而一时难以得到解决。朋友们都劝他买房。在当时，不少作家像丁玲、老舍、艾青、周立波、赵树理、李季等都在北京城里购置了房产，并且房价还很便宜，买房这件事并不是什么严重违背常理的事。为了能够解决当下的迫切需求，在朋友们的介绍下，1957 年夏天，刘绍棠在西城光明胡同购买了房屋。
从西四丁字路口进入西安门大街。在接近大街东口时往南走。有一条较宽敞的胡同。这条胡同就是光明胡同。光明胡同东临府右街。所以光明胡同很好找。
光明胡同因大光明殿而得名，大光明殿位于其西。大光明殿建于 1557 年的明嘉靖三十六年，殿内供奉玉皇大帝，是一处皇家道观，规模很大。清初时，朝廷很重视大光明殿，许多重大活动在这儿举行。雍正、乾隆年间，对大光明殿进行了重修。1900 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由于大光明殿曾做过义和团的拳坛，所以被焚毁了。
刘绍棠买下的光明胡同 45 号是一个小小的三合院。这里没有北房，南房有三间，被当作正房。中间的明间是客厅，东间是卧室，西间是书房。书房的面积很小，仅有十多平米，刘绍棠称其为“蝈笼斋”。院中还有东西厢房、厨房、堆房等建筑，并且有 5 棵枣树和 5 棵槐树。
刘绍棠买下房后在这里“享乐”的时间并不长。半年后，他开始四处劳改。之后又回乡十多年。在此期间，居住在这里的是他的父母和妻儿。直到 1979 年他平反，才重回光明胡同。重回此地后，他再次焕发青春，进入新的创作高潮，在几年时间里完成了数十部长篇与中篇小说，成为新时期最高产的作家之一。
刘绍棠为夺回失去的时间，不顾一切地拼命进行写作，这导致他的健康状况急剧变差。在 1988 年 8 月初，他突发中风并住进了宣武医院。经过专家们的紧张抢救和精心治疗，刘绍棠的生命得以保住，但却导致了他左体偏瘫的状况。
伤病未能让刘绍棠停下脚步，他依然在奋力写作。他为创立乡土文学体系而拼搏，为培养青年作家而呕心沥血。
1997 年 3 月 12 日，刘绍棠因患肝硬化且伴有肝腹水，经抢救无效后。他在宣武医院离世，当时他年仅 61 岁。
刘绍棠的墓地位于儒林村南的大运河旁边。大运河的涛声一直陪伴着他长眠。他那田园牧歌式的优美文章帽儿胡同45号院房价，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绚烂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