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吕德文
近几个月，许多山东的农民遭遇了突如其来的疫情，同时还面临着合村并居的情况，这让他们的心情变得复杂多样。
合村并居指的是将农民的住房予以拆除，把原有的村庄进行合并，进而构建起新型的农村社区，促使农民能够集中居住在楼房之中。
疫情若只是一场天灾，人们便能躲在温馨的家园等待黎明，阴霾终会消散。而合村并居宛如一场人祸长兴好日子租房，其来势极为凶猛，毫不讲人情。它给农民带来的心理冲击，恐怕会伴随他们一生。
许多普普通通的农民，甚至对于他们来说，何时能够适应新秩序，这还是一个未知数。
拆除
刘彬的老家位于山东莱芜的刘家村。4 月 20 日，此地公布了合村并居的规划方案。镇里召开了动员大会。刘家村在被拆除的范围之内。
刘彬有些发懵长兴好日子租房，因为消息来得极为突然，他内心涌起一股难以言说的恐慌。他以及乡亲们都颇为担忧，倘若村子被拆掉了，那往后该如何生活呢？村干部带回来的消息表明村子是要被拆除的，然而具体要以何种方式拆除，未来的小区将会建在何处，住进小区后又该如何进行耕种，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刘彬想了很多。他和父亲都是党员，他深知他家得配合“大局”，他家会是第一批被拆的农户。拆迁补偿肯定不够置换楼房，这意味着经济条件本就不宽裕的他，现在得准备一笔钱来安顿父母。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南湖镇弓山村新村
滨州的袁珍以及她袁家村的乡亲们，与刘彬相比，他们连懵一下的机会都没有。
4 月中旬，村里忽然召开了村民大会。镇领导在大会上宣布，袁家村被纳入了合村并居的范围，并且要率先拆村。紧接着，由一百多位乡镇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开进了袁家村，挨家挨户地进行宣传动员。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村民签字，同意拆除自己的房子。
这一变故的规模着实很大，袁珍以及大多数村民都完全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她是在袁家村土生土长的，她亲眼见到袁家村从一个较为落后的村庄逐步转变为具备道路、广场、电力、网络、垃圾桶等各种设施一应俱全的“美丽乡村”。然而，未曾想到的是，刚刚过上了好日子，便立刻要面临这一变故。
关键在于，当地政府在动员农民拆除房屋的时候，却做不到向他们保证新社区会在何时何地被建好。
袁珍实在是想不明白，她的本能反应就是要守护自己的家园。她们一家与村里的 23 户人家一同，坚决不签署相关文件，从而成为了当地政府的“眼中钉”。
菏泽的孙野以及他孙家庄的乡亲们正处于煎熬之中。三月九日时，疫情尚未结束，镇政府借助村里的大喇叭和宣传车，持续不断地动员群众签字并拆房子，这使得在家上网课的学生都无法安宁。
孙家庄是镇里唯一一个正在被拆除的村庄。政府既没有出示任何相关文件，也没有告知还建楼房的面积大小以及价格情况。只是口头表示被拆房子的最高标准为每平米 750 元，不过有 20%的折旧。也就是说，最高补偿标准是每平米 600 元。
网上公示的菏泽合村并居试点名单及补偿标准（来源：齐装网）
村民大多持不同意的态度，然而党员和干部必须起到带头作用。当地政府动员那些具有干部身份的亲戚前往村民家中开展工作。在软硬兼施的手段之下，在全村 260 户当中，已经有 60 户签订了拆迁合同。
镇领导和拆迁组的作风较为强势。派出所也会时常把那些拍照“阻挠”拆迁的村民传唤去问话。从这些情况来看，基层政府不达目标是不会罢休的。孙野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只能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边走边看。
李尚所在的临沂李家村从去年十月起开始大规模拆迁，这或许是最糟心的事情之一。拆迁的同时，安置楼房在离村 4 公里处建设，但因不具备入住条件且补偿标准极低，拆掉的平房无法置换一套楼房，所以李尚和村里的部分村民成了“钉子户”。
三月底开始后，李尚的父母亲留守在家中。他们每天都要遭遇家中田地被挖掘的情况，作物被损毁，道路被切断且断电，家门口被放上鞭炮，房屋玻璃被砸碎等各种滋扰。
村居拆迁现场（图片由作者提供）
李尚的父母无法再继续忍受，在 6 月 11 日这天，他们前往在其他城市工作的李尚那里。到了 6 月 13 日中午，在完全没有接到任何电话或者短信来告知的情况下，李尚家的房子最终被强行拆除了。
李尚感到自己陷入了绝境。他曾经报过警，也写过上访信，还打过市长热线，然而这些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如今，他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自我安慰，去看看那些关于合村并居的讨论，了解一下相关政策。虽然这些都无法改变现状，但他也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
软硬兼施
袁珍讲述了一次被“做工作”的经历。
5 月 30 日上午，政府工作人员再度来到袁珍家。此前两次是通过敲门的方式。然而，袁珍的老公当时不在家，家中只有她、两个孩子以及患有心脏病的公公。由于袁珍感到害怕，所以没有开门。
工作人员第三次开始用砖头砸门，这导致两个孩子被吓得哭了起来。由于被逼无奈，袁珍打开了门，紧接着她就被由六个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带上了一辆面包车。
工作组行事很谨慎。他们一上车，就把袁珍的手机暂时保管了起来。由于担心有人跟踪，面包车在国道上绕了一圈后，才开到了乡政府的一个社区办事处，而这个社区办事处并不是袁家村所在的社区。
袁珍回忆，上午十点到晚上两点这段时间里，有六个工作人员与她进行了交谈，一共谈了 16 个小时。
工作组常常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他们向袁珍描绘了诸多美好的前景，称等将来住进社区后，会有更大的广场供其跳舞，政府还会提供电商培训，让她能够做生意。有一位干部甚至做出承诺，尽管袁珍仅为初中学历，但到那时她可以考取中专，然后到乡政府上班。
一方面，他们称合村并居属于国家政策。另一方面，他们表示做“钉子户”会对子女产生影响，比如影响子女上大学以及考公务员，同时也会影响子女结婚。
袁珍称，在她刚被带走之际，其家人拨打了报警电话。派出所的民警迅速找到了谈话的地点，并且让袁珍签署了一个出警回执，还对她解释说这并非是非法拘禁，而是在做工作。
乡干部看到这种情形后，立刻说道：你瞧，派出所是听从政府安排的，即使报警也不会有什么用处。
乡干部说了许多话，然而对于袁珍眼皮底下的诉求，他们却没有给出一句确切的答复。袁珍询问新社区的位置在哪里以及什么时候开始建设，一位工作人员称明年八月十五就会搬到新小区。袁珍进行反驳，隔壁水库的搬迁村，村子已经被拆除两年了，村民却还在四处流浪。
最终，袁珍没有签字。到了晚上将近两点的时候，家里给村支书打了电话，称如果袁珍出现问题，就找他负责。村支书感到很无奈，只得与乡政府进行协调，之后工作组终于将袁珍送回了家。
实际上，刘彬面对工作组和拆迁队时有无力感，孙野面对工作组和拆迁队时有无力感，李尚面对工作组和拆迁队时有无力感，而袁珍面对工作组和拆迁队时也有无力感。政策话语极为强大，以至于人们若不服从都做不到。
党员和干部以及干部的亲戚，都必须服从“政策”。在地方政府的观念里，这些人本来就应该“讲大局”，不管是否理解，都得服从合村并居这一“政策”。渐渐地，那些不服从“政策”的人，就变成了“对抗政府”的边缘群体。
这个逻辑十分强大。在农村，每个家庭通常会有一两个在“体制内”工作的亲戚朋友；即便没有这样的亲戚朋友，也依然和“体制”存在着关联。当体制内的亲戚朋友充当“说客”时，大家都会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然而，说服群众签订拆迁合同，是体制内人员的“工作”。在某些地方，甚至有这样的规定，那就是要等到完成这项特殊的“工作”之后，才能够回去上班。
群众心里不甘、情不愿地让政府拆掉房子，这会让他们觉得窝火；然而若不接受，又好像会给亲戚带来难堪，要是影响了别人的前程，那罪过可就太大了。最终，不管结果怎样，肯定会出现“亲戚不再像亲戚，朋友也不像朋友”的情况。
农民被拆之后临时搭建的住房（图片由作者提供）
袁珍举了一个例子。袁家村有一位村民，他并非体制内的人员，然而却被政府管控得十分精准。
这位村民在镇里开办了一家工厂。他不愿签订合同，于是环保部门、安全部门、消防部门等各个执法部门不断前来上门检查。有一次，他还被强制停电停产。在这种被逼无奈的情况下，他只好签字。
基层工作力度加大，调动的社会资源增多，群众所感受到的政策压力就会越大。从结果方面来讲，许多村民签订了拆迁合同，然而究竟有多少人是真心拥护合村并居政策的呢？
刘彬这样有大局意识的人第一批签了字，即便如此，也很难说他是心甘情愿的。别的村民呢，更是在软硬兼施的手段下被迫“逼签”。李尚的父母一直反抗到底，然而依然逃脱不了被强拆的结局。
补偿
平心而论，大多数村民要么是出于本能的敬畏，要么是出于无奈，即便他们一百个不情愿，但实际上他们已经为自己的家园预设了被拆的命运。只是，他们需要思考和评估的是：上楼之后的生活是否还能保持尊严呢？
山东农民的传统房屋由正房、偏房、院子和门楼围合起来。通常来讲，若有单独的院子，老人会独自居住在一处；倘若没有单独的院子，老人就会住在儿子家的偏房里，虽然住在一起，但是会分别开火做饭。
年轻人大多居住在钢筋混凝土的楼房里。有的楼房是在结婚时建造的，有的是为了改善居住环境而重新翻盖的。这些房子较为新，并且宅基地面积也比较大。
在合村并居政策的作用下，村民的房屋被拆除了。之后，他们的居住质量出现了大幅下降的情况，并且还需要额外拿出大约十万左右的资金，才能够住进楼房。
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长兴集乡竹林社区
以袁家村为例，政府没有请正规公司进行评估。而是由工作组自行制作了一个简单的评估表，该评估表仅列出了正房、偏房、宅基地、青苗补偿等几项大类，并且每个大类都有一个总价。
其中，北屋的价格按每平方米 500 至 700 元来计算；偏方的价格按每平方米 200 至 300 元来计算；土胚房的评估价格会比北屋和偏方更低；宅基地不计入价格。
袁珍家的正房面积是 163 平米，每平米按照 713 元来计算，评估的结果还不到 12 万。把偏房的补偿加上，还有青苗的补偿，再加上 2 万元的安置费，总共也才 16 万。
安置房面积有 80 平米、100 平米、120 平米、130 平米等不同规格。自家正方面积的置换价是 1100 元/平米，不够的部分按 1800 元/平米进行置换。这表明，袁珍把自己的房子拆掉后，无法换到 130 平米的毛坯楼房。如果要入住，还需要额外花费好几万的装修费用。
年轻人在乎的仅仅是一次性的购房补偿。而老年人想得更为深远。一旦搬进楼房，一方面耕作会变得很不方便。另一方面，水、气、取暖等这些费用，一年下来怎么也得增加几千元的生活成本。很多老人都表示，“冲个厕所都需要花钱”。
存在一个很大的现实问题难以解决。如果搬进楼房，老年人与年轻人该怎样相处呢？这些问题看似细微，却成为诸多伦常悲剧的引发因素。
见过所谓新型农村社区的农民都知晓，搬进小区后，老年人通常都要居住在车库。表面上的理由是腿脚不便，难以上楼。然而内心的无奈在于，如果与子女住在一起，必然会在狭小的空间内引发众多家庭矛盾。为了维系家庭和谐，老年人只得忍痛居住在“冬冷夏热”的车库之中。
最不可接受的是，大部分地方推行合村并居都采用“先拆后建”的方式。小区尚未有任何眉目就动员群众拆除房屋的情形，到处都是。
一个现实问题存在，那就是群众该怎样过渡呢？政府虽然会发放一些安置费，然而这些费用根本不足以维持生活。被拆迁的农民面临着三个选择，分别是租房、投亲靠友以及搭建窝棚。
农民自己搭建的窝棚（图片由作者提供）
有些地方合村并居的速度较快，被拆农户想租房却租不到。尤其是老年人，即便有房源存在，房东也不愿出租。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担忧老年人在居住期间发生意外，既无法承担相应责任，也对此比较忌讳。
如果一两年都无法回迁，那么投亲靠友就不是长久的办法。并且，农民即便房子被拆掉了，他们通常还有庄稼和果园需要去照料。基于此，绝大多数被拆的农户都选择在田间地头搭建窝棚来居住。一旦某个地方开始推行合村并居，农民住窝棚的这种景象就会广泛地出现。
预见
袁珍不理解，背着债务去上楼，生活成本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种田的人依旧在种田，务工的人依然在务工，这怎么能算是好日子呢？很可能是，住进小区之后才发觉，还是农村更好。
其实，基层政府是没有底气的。很多乡镇干部在做群众工作时，会出现说着说着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所说内容的情况。有的乡镇干部像袁珍面对的那样，采用连哄带骗的方式“逼签”；有的乡镇干部则像李尚面对的那样，连道理都不讲，直接进行强拆。
大多数基层政府认为，合村并居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最近，山东省和一些地级市政府宣称合村并组没有硬性规定，不搞“齐步走、一刀切”。然而，在各个乡镇推行政策的过程中，都是以贯彻上级政府的决策为依据，并且以“压实责任”等工作方法强硬推行。
观察者网对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进行了采访，以探讨城乡发展问题。
孙家村所在的乡镇，其主要领导在合村并居动员会上强调，此次合村并居的时间比较紧迫，任务也很繁重。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工作，把责任压紧压实。同时，要严格遵守纪律规定，加强督查问责。
然而，合村并居需要大量资金，那这些资金从何处而来呢？早先进行的试点，都是挑选那些条件较为良好且地方财政较为殷实的地区来开展。济宁市有一个在十年前通过合村并点而形成的“万人社区”，当地所在的乡镇在济宁财政实力中位列前三。当年为了开展试点，当地财政预算了 1 亿元用于建设新型社区；然而，为了满足群众的实际需要，最终却花费了 3.2 亿元才将其建成。
这个新型农村社区即便如此，依然是有形无实。它既未能实现乡村振兴，也对城镇化没有起到助力作用，更谈不上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农民依旧在村里种田。合在一起的两个村，虽然共处一个社区，但却存在着两个村级组织。在疫情防控方面，两个村的村干部各自守着大门的一边，分别管理着各自的村民。
6 月 17 日，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面对各种质疑，省自然资源厅厅长李琥介绍，目前农村社区建设仍处于探索推进的阶段，既没有下达指标和分派任务，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大拆大建。
他承诺，对于拆、搬、建等事宜，由农民群众来决定。村民的同意率必须达到 95%以上才可以实施相关行动，不能搞强迫命令而采取“一刀切”的方式，也不能增加农民的负担。
要把好事办好。
我们希望山东省能够切实将老百姓的利益放在重要位置，促使合村并居政策步入正轨，并且是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之上进行推进。
合村并居，千万不能成为一场瞎折腾。
（为保护采访对象，文中人物与村庄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