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来到罗湖区的一家理发店当理发师。深圳有高楼大厦，还有各式的霓虹灯广告牌。穿着时尚的人们穿梭其中。耳边能听到香港话。都市的气息一下子扑面而来。
母亲每月有 300 块工资。有些客人有包红包给小费的习惯。偶尔能收到 5 块。偶尔能收到 10 块。曾经碰到老乡给过 50 元红包。母亲拒收了老乡给的 50 元红包。
1994年，母亲在罗湖做理发师。
在罗湖的理发店沅江房价，母亲和同事的合影。
母亲来到深圳三个月之后，父亲在镇上继续经营着维修店。他不希望一直分居两地，于是写信去说服母亲，最终母亲回到了湖南。
1995 年的春天，我在母亲的肚子里待着，迟迟不肯出来。过了预产期两个星期，我才出生。村医赶到奶奶家，为母亲接生。不久之后，母亲带着我在奶奶家的村子上开起了理发店，而父亲依然在镇上开着维修店。
喜爱摄影的舅舅在外婆家门前拍下两岁的我。
1996 年春节过后，父母为了挣钱。他们带了 7000 元一起前往广州闯荡。而那时，断了奶的我，在那一年便成为了留守儿童。
父亲经老乡介绍，在广州郊区的一家石厂里从事修货车的工作。母亲来到佛山并投靠了闺蜜，然而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多次遭遇碰壁的情况。无奈之下，她又辗转前往了深圳的理发店。
1997 年 2 月，父母亲在深圳的罗湖口岸留下了合影。罗湖口岸有着“深港之间的第一口岸”之称，并且在现在深港的 6 个口岸当中，它是历史最为悠久且最为著名的口岸。
父母亲在深圳国贸大厦进行合影留念。深圳国贸大厦于 1985 年建成，其速度是三天一层楼。150 米的高度让它在 10 年时间内占据全国第一高楼的桂冠。“三天一层楼”成为“深圳速度”的象征。
只有家里有事时，才可以申请提前领取工资。
印象里，父亲的指甲边缘常年都有一圈黑色的痕迹，看上去有些脏脏的，那是因为每天修车而留下的污垢。在那个时候，电话还没有开始广泛普及，当父母亲分居在两地的时候，他们常常通过写信来进行交流。
1997 年年底，父亲回到家中，与母亲相聚。随后，我们一家三口在外婆家门前拍摄了合照。
1998 年，我当时 3 岁半。母亲第一次带我去了广州。此前几年，我们经历了奔波变动。后来，父母亲在广州白云区团圆了。他们过上了相对平稳的生活。
母亲经营着一家名为大众发屋的理发店。洗头一次收费 5 元，洗剪吹的价格在 12 至 15 元之间。每月的租金是 400 元。扣除房租和水电等费用后，每个月能够赚取 500 至 800 元。为了节省开支，母亲每天只携带 12 元去购买食材。
90 年代，所有的外来务工人员都需办理暂住证，只有办理了暂住证才能够合法居住。有一次，刚从湖南来的两位女徒弟没有办理暂住证，她们被带去了派出所。办理暂住证的费用是 180 元，母亲替她们交了 400 元罚款，之后又补办好了暂住证。
1998，母亲在理发店里。
父亲在母亲的劝说下，离开了石厂。那石厂的工资不太稳定。之后父亲进入了一家物流公司修车。这家物流公司每个月给父亲 1500 元工资，还为他缴纳五险一金。在当时，这 1500 元工资加上五险一金，已经是不错的收入了。
我被送到了附近的幼儿园读书，同时在那里学会了粤语。在这一年之前，父母积攒了 3.8 万的积蓄。那时候，他们从未有过要留在广州的想法，每年过年都会把挣到的钱带回老家。
2000 年，我在理发店这个地方亲吻了母亲。理发店内人员进进出出，十分热闹。有时我会在母亲给客人理发的过程中，抱住她的腿，向她撒娇。她则一边安抚我，一边继续投入工作。
2000 年，母亲再次怀孕。那一年我 5 岁，未达到广州规定的小学入学年龄。母亲怀孕后无法分身照顾我。不久，我被送回了沅江的奶奶家。
2000 年，母亲在水荫路的一家影楼补拍了婚纱照。弟弟还在母亲的肚子里时，叔叔购买婚戒并参加抽奖，中了免费的婚纱照拍摄。这个福利被转送给了父亲。1992 年，父母亲结婚时仅仅简单地拍摄了黑白结婚证件照。而这次，他们幸运地补拍了婚纱照。影楼处在广州当时繁华的水荫路。它规模不小。看着那婚纱店面豪华的装修，母亲心里有些紧张。她平时工作时习惯于帮别人变美，而这次是她第一次正式化妆，足足花了将近两个小时。
那年冬天，弟弟出生了。亲戚朋友们都前来探望母亲（前排右一）和弟弟。他们在理发店后面所住的屋瓦旁拍下了这张合影。
2001 年春节时，三代人在外婆家拍下了大合影。外婆家是一个大家庭，母亲有 6 个兄弟姐妹。每年春节，大家都会相聚在一起吃饭，大人一桌，小孩一桌，氛围十分融洽。母亲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五，她总是说自己是最幸福的，因为她既有弟弟，又有妹妹，还有哥哥和姐姐。一排左四是我，后排右三、四是父母亲。
在家乡，我 5 岁半开始读村小学一年级。那时候，每天得步行半小时去学校。学校很破旧，操场和教室都是泥巴地。整个一年级的学生只有 14 人。一年之后，由于学生人数太少，学校决定取消二年级。父母只好把我接回广州上学。再之后，这所小小的学校变成了私人养猪场。
2001 年的春天，有一次村小的春游。在那时候，我（左一）和同学们在草地上留下了合影。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班长挥舞着旗子，老师带领着我们徒步前行了很久。直到眼前突然出现了一整片绿油油的草地，接着大家一起坐着吃零食，还一起玩游戏。
回广州念书之后，外地户口的孩子就读公立学校存在一些情况。其一，要另外交赞助费；其二，就读人数有限。基于这些原因，我只好选择在离家 6 公里的私立小学就读。
三年级即将学习英语，父亲希望解决户口问题，让我能进入公立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于是萌生了买房子的想法。
2002 年，父亲获得升职，成为了维修部的主管，他的月薪提升到了 2000 多元。在那几年里，房价一直处于低迷的状态。在广州，有些楼盘在买房时会赠送户口。父亲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四处去查看房子。在白云区相对比较偏僻的地方，有每平米 1400 元的特价房，并且还能够办理户口。
父亲买下一套 65 平米的楼梯房。这套房子卧室朝马路。他全款支付了 9.1 万。当时市区的房价是 3000 多一平米。买完房子后，他还向亲戚们借了 2 万用于装修。
2002 年，父亲所在的物流公司购置了办公电脑。父亲坐在电脑前，注视着屏幕。
2002年，搬到新家后，我背着弟弟在小区玩耍。
原以为买完这套房后全家人的户口都能迁到广州。然而在上户口时才得知，80 平米能够迁入两个户，60 平米只能迁入一个户。当时信息不够发达，仅受过初中教育的父母亲在买房时没有仔细了解清楚。考虑到我已经开始交赞助费念书，父亲于是将唯一的户口给了弟弟。过了一段时间后，才明白唯一的户口应当给父亲。因为父亲入户后，子女和妻子能够随迁。这个关于户口的错误，对家庭的命运产生了直接影响。在后来的十年里，为了户口，父母亲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
2002 年六一儿童节这天，两岁半的弟弟在左二的位置。他参加幼儿园的表演，母亲前去观看他跳舞。在表演的过程中，弟弟忽然看不到妈妈了，急得几乎要哭出来。
2003 年，母亲 33 岁。她关闭了理发店，开始转行在广从公路边经营汽车用品店。与当理发师相比，开汽车用品店获利的持续性更为长久，体力消耗也更少。此后的九年时间里，她一直在店里担任老板娘，并且拥有了更多的时间来照顾我和弟弟。
2003年，我与弟弟在汽车用品店门口。
2004 年暑假，我和弟弟在深圳明思克航母前拍了合影。明思克航母原本是前苏联的退役航空母舰，于 2000 年被改造成军事主题乐园，供游人参观。到 2016 年 2 月份，它停止了营业。16 年的时间里，它已然成为很多深圳人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05年，我与母亲、表哥在汽车用品店门前合影。
2006年，我与弟弟在汽车用品店门前合影。
2003 年起，母亲连续订了十年广州日报。父母亲每日都看报纸，从报纸中获取了许多有效的信息。有时母亲会把报纸上的重要信息剪下来留存。2006 年，母亲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标题为“会挣钱的房子”的房产投资信息，此信息写的是关于天河区公寓的投资，母亲对此留了心眼。
那几年，母亲明显察觉到了通货膨胀所导致的货币贬值。她认为我们一家是从农村出来的，在外打工的收入并不稳定。她期望通过进行投资，既能够保住现有的积蓄，又能够让钱流动起来，从而让钱能够生出更多的钱。
2006 年，一家人前往白云区的岭南新世界楼盘游玩。在此期间，他们顺便去看了房。当时岭南新世界的房子平均价格约为 5000 元，而如今已经上涨到了 4 万元。
母亲从报纸上获取信息，看好珠江新城 CBD 地区的规划。她投资了一个靠近琶洲国际会展中心的公寓，面积约 40 余平，每平米 9000 元，全款 40 多万。那时候，父母亲的消费观念十分保守，银行借贷不像今天这样普遍。这套房子向银行贷款 20 余万沅江房价，母亲直接说：“有点怕。”买了这套房子之后，先后把房子租给了几位外国人。通过租金来偿还每月的贷款。3 年之后，以 60 余万的价格转手将房子卖出。
2006年投资购买的公寓。
小时候，父母亲忙于工作，时间不多。他们没有太多时间照看我们，而常常是我在照顾弟弟。
2007 年之后，汽车用品店的生意开始慢慢变好。家里的收入也逐步增多。母亲开始在工作之余抽出时间，逐渐开始研究烹饪。她给我和弟弟做各种不同的菜式。偶尔，她还会带我们去市儿童公园游玩，也会带我们去白云山爬山。并且，她还给我报了外语培训班。
暑假，我们一家以及远房亲戚们一同前往广州花都区的度假村进行游玩。在度假村的游乐场中，我和弟弟一起骑上了旋转木马。
2008年，弟弟8岁生日，请同学来家里吃蛋糕庆生。
2009 年我将要参加中考。外地户口的考生必须在广东读满三年书，才可以在当地参加高考。考虑到两地教学存在差异，父母不想再让我回家念高中。
当时广州周边仅从化还有买房送户口的楼盘。从化距离广州市中心较远，其楼市不火热。新开盘的配套齐全的小区每平米只需 4000 元，且可以上两个户口。
父母看中了一套房子，首付是 7 万，贷款为 32 万。为了应对眼前的紧急情况，父母亲决定在卖掉公寓之后，抓紧在 5 月份中考之前买下这套房子，以便让父亲和我能够拿到从化市的户口。
2009年，我在家里学习。
2010年
卖掉公寓房子付完新房子首付后，还余下 50 万。母亲不愿让钱留在手里贬值，希望购买商铺。2010 年，父亲花费 52 万投资了花都区 20 年产权、16 平米的格子商铺。
后来由于开发商方面的原因，格子商铺变成了“烂铺”，到现在铺位都没有人租赁。业主多次与开发商打官司，但都没有取得成功，投资也以失败告终。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为了与开发商打官司奔波了很久，我想他们当时内心肯定非常煎熬，然而在我和弟弟面前，他们却都表现得很镇定，从来没有抱怨过。
2011年，我在高中宿舍楼里。
2011年，广州开始实行积分落户制度。
当时从化尚未撤市改区，也未被正式纳入广州市。考虑到退休后养老金存在差别，父亲决定申请积分落户，把户口迁到广州白云区。为获取与本科学历相同的 80 分积分，父亲努力考取了高级技师证，从而成为广州第二批通过积分落户的人，全家人的户口都迁入了广州。
2011 年的一个周末在春天。父母亲和弟弟来到从化看望我。之后我们一同去爬山。
我小时候向来很喜爱画漫画。在 2011 年的夏天，我挑选了一家位于海珠区且在老广美对面的画室，去参加艺考前的集训。每天从早上 8 点半开始画，一直画到晚上 11 点。我的手上时常沾满了铅笔灰。临近考试的时候，经常会画到凌晨两三点才去休息。
尽管如此，我画画不精湛，结果还是考砸了。我下定决心要复读，最后在父母亲的劝说下，被补录到了北京的一家普通本科院校，学习数码影像专业。
高中同学大多留在本地读大学，而我是班级中唯一被北京录取的。在高三的那个夏天，广州一如既往地炎热，我的内心既煎熬又彷徨，完全不知道前方的道路在何处。
2011年夏天，我（右一）和同学们在画室练习半开素描。
2012 年 8 月底，我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湖南和广东。之后，我坐了 21 个小时的硬卧，最终到达了北京。
北京在我心中是个距离很远的地方。国庆节时我去到了天安门广场，心里想着终于能够见到小学语文课本中提及的那个景点了。
那天我非常兴奋。父亲给我买了手机。然而，我依然在广场边的电话亭，使用电话卡给高中的同学们打电话。我这么做只是为了让电话号码上显示 010。我想自豪地告诉大家，我现在在天安门广场给你们打电话。
2012年国庆节，我拿着旗子在天安门广场。
2013 年暑假，一家人办理好了港澳通行证，然后前往香港旅行。在湾仔码头，他们乘坐了渡轮。之后，在维多利亚港前，一家人合影留念。
2014 年，母亲通过摇号获得了车牌。家里购买了第一辆车。父亲驾驶着车带着我们回到了沅江的奶奶家。图中显示父亲和弟弟在奶奶家门口留下了合影。
2016 年 6 月，我从学校毕业。之后我获得了一份工作，月薪为 5000 元。房租是 1500 元。原本计划在北京工作一年，之后去别的城市看看，去寻找自己喜欢且适合居住的城市。然而，三年时间过去了，我仍然还在北京。
2017 年夏天很有趣，这是毕业三年来最特别的时光。那时工作轻松，下班后常去鼓楼附近的 Live house 听演出。偶尔还会给乐队拍演出照。音乐能让我暂时脱离现实，享受片刻的快乐。
2017年5月，喜欢上摇滚乐的我在音乐节当摄影师志愿者。
2011 年汽车用品店关掉后，母亲开始在家做全职太太。她全心照顾即将参加高考的我和弟弟。她给弟弟报了钢琴课，并且购置了一台二手雅马哈钢琴，还监督弟弟练琴。虽然不用工作了，但她偶尔会做针线活，给服装厂的衣服缝印花来赚取一些零花钱。
母亲为了锻炼身体，晚上会前往广场跳舞。她这样坚持了 8 年。舞蹈给她的生活增添了更多激情。前年，她特地报名参加了舞蹈班，学习肚皮舞。她偶尔会和舞友一起参加表演。
2018 年国庆期间，我回到了广州去看望父母。母亲和她的舞友们一起排练了一支舞蹈，准备在社区进行表演。我跟着他们一起去，为母亲拍照。
每年我们都会定期出去旅行，常去广东的海岛、港澳。
2018 年春节，我带着母亲踏上了越南的旅程。那是我们初次走出国门。
我与她在越南河内大教堂前的互拍。
2018年国庆，一家人去东澳岛玩，我给父母亲拍下合影。
外公外婆去世前，每年过年一大家子都会在外婆家相聚。
老人去世后，如今每年都在大舅家聚餐。然而，大家都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所以很难再像十几年前那样凑齐在一起了。
父母这一辈亲人中，父亲和母亲离开了农村并在大城市扎根。年轻辈的表哥表姐，学习好的凭借考大学改变了命运，留在了大城市；学习差的高中毕业后前往深圳或广州打工。他们的孩子留在了农村，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
2019年，大年初二，与亲人们在大舅家门口合影。
一个家庭的奋斗史
也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跨时代变迁
也让我们发自内心的感受到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