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认为房地产行业杂志，为防止片面强调地方政府责任导致处置过程中三类风险相互转移，需要在加强统筹协调的前提下，原则上以市场化方式应对。中央层面避免区域分裂。 风险缓解方法
文字| 《财经》记者 陈宏杰
编辑|袁曼
近年来，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相互关联，形成“风险三角”。
2023年以来，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复苏内在动能不足的背景下，房地产企业风险加速暴露，地方债务和中小金融机构面临压力。 4月、7月两次政治局会议均提出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
数据显示，2023年一季度，房地产行业80%的上市公司现金与短期负债比率降至1以下，70%以上的民营房企已退出危险。 到2022年底，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预计在30万亿元至50万亿元之间，城投债带息债务总额高达56.9万亿元。 截至2022年末，高风险中小银行346家。
目前，专业市场机构在国家和监管部门的指导下，积极参与风险化解并取得了成效，但距离理想状态还有很大差距。 “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不仅在于微观操作，更在于宏观调控和逆周期、跨周期调整。” 近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不良资产首席研究员汪洋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
汪洋认为，只有将各方责任统一到系统理念下，有效分工协调，建立风险化解长效机制，才能标本兼治，防止风险被清除。在它们被采取之前，从上升和下降，以及在风险管理过程中引起问题。 次要风险。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信达成立于1999年4月，是国务院批准的第一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截至2022年末，中国信达总资产16159.89亿元，在5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60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中处于领先地位。
守住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离不开顶层设计。 “宏观层面，要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配合，整合各部门资产负债表，完善现金流量表和损益表； “微观层面，要激发经济内在活力，畅通经济金融循环，形成‘政府+市场’合力，才能破解‘风险三角’。”汪洋说。
风险交织：更难应对
《财经》：2022年以来，政策层面持续引导资管公司参与重点领域风险化解。 目前进展如何？
汪洋：资管公司参与重点领域风险处置成效显着，形成了一批典型案例，初步总结了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具体到中小银行，资产管理公司通过收购或委托处置不良资产、兼并重组、股权投资、财务咨询等方式参与众多中小银行的风险处置。 原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引导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聚焦主业积极参与中小金融机构保险改革的指导意见》出台后2022年，资产管理公司积极联系地方政府，采取结构性交易、分期付款等创新模式。 支持中小银行剥离不良资产，中小银行不良资产收购规模同比大幅增长。
在化解陷入困境的房企风险方面，资产管理公司在2022年“财二十三条”、“财十六条”等政策引导下，通过收购房地产企业参与了多个大型项目。债权、增量投资、托管建设等中型房企风险得到化解，项目推进复工复产，商业地产等房企上下游欠款风险得到化解。法案得到解决，为保房交付、保稳定、保民生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方面，资产管理公司通过收购不良债券等方式化解城投公司债券违约风险，维护区域融资信用。 2022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的意见》出台后，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实质性重组方式，帮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央企等主体盘活存量资产低效、无效资产，从根本上降低债务风险。 信达等资产管理公司被选为国家发改委确定的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投资的有效投资支持机构。
《财经》：我们也观察到资产管理公司做了很多工作，但离理想状态还有很大差距。 他们遇到了哪些挑战？
汪洋：从总体上看，资产管理公司在重点领域风险化解中的作用与风险化解的实际需要还存在一定差距，在业务实践中还面临不少难点和痛点。
一是房地产、地方债务和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密切相关，处置难度大、周期长。 房地产风险具有行业特征； 城市投资风险同质性强，易形成区域风险； 中小银行的风险也容易通过同业、市场预期等渠道扩散。
针对这三类风险，资产管理公司不能简单套用以往应对微观个体风险的经验，而是需要与各方协调配合，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统筹安排下形成合力化解风险。 整体风险化解策略及进展、局部风险化解模式、政策支持及稳定性、各方配合等都会影响风险处置效果，从而增加资产管理公司参与风险化解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困难。
其次，经济低迷时期房地产价格和流动性下降。 房地产是目前不良资产的重要来源，也是不良资产业务的主要抵押品。 经济低迷时期，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不良资产或干预问题机构后，面临房地产价值贬值和流动性下降的风险，经营风险加大。
从止赎市场观察，2023年上半年，各类产权止赎房成交率为19.33%，其中商业止赎房成交率仅为12.9%。 止赎项目整体成交折价率为66.32%，明显低于上年79.39%的折价率。 住宅止赎房屋折价率从2022年的84.09%下降到61.34%，下降了22.75个百分点。
三是改制重组业务风险和不确定性较高。 当前，问题企业容易从流动性风险转化为实质性偿债风险，需要采用并购、破产重组等更为实质性的重组方式。
对于陷入困境的公司来说，并购核心资产通常不是公司的首选策略，因为这会影响长期债务偿还。 企业重组作为挽救企业价值的有效途径被广泛采用，但失败的案例也在增多。 一些企业重组后未能真正恢复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 许多问题企业属于周期性行业。 当行业面临压力时，就会缺乏有能力、有意愿的收购方和重组投资者。 资产管理公司单独作为并购或重组投资者在资本匹配和产业运营方面存在不足。
四是金融机构损失承受能力下降，化解风险的财力不足。 近年来，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率持续下降，给下一阶段可能开展的房地产企业、城投公司债务重组带来较大压力。 财力不足成为阻碍不良资产化解的重要因素。 商业银行提出“从不良资产经营中谋利”，并期望不良资产价格上涨。 房地产企业风险伴随着大量不良贷款单体化趋势，不良资产供需双方价差加大，影响不良资产交易处置。
以银登中心不良资产业务为例，单户企业业务平均折现率从2022年第四季度的51.7%上升至2023年第三季度的77%。不良资产价格高企处置难度加大，削弱了不良资产的投资意愿。
从资产管理公司自身来看，整体资产和资本规模相对于需要化解的风险资产规模较小。 不良资产业务天然具有风险高、资产质量差、流动性弱的特点。 外部环境的变化进一步影响不良资产的回收周期和回收率。 同时，不良资产投资机构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或一般工商企业，需要外部融资。 条件一般，资产成本较高，资本补充机制不顺畅。 这些因素制约了其风险偏好的逆周期提升和不良资产业务的较大增量。
应对“风险三角”：顶层设计有待加强
《金融》：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三大风险交织在一起，化解难度很大。 您认为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是什么？
汪洋：从市场角度看，重点领域金融风险化解的难点在于后者受经济下行、结构调整、外部冲击等宏观因素的动态影响，产生宏观和行业影响。 因此，有必要加强政府层面风险缓释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安排。
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不仅是微观层面的问题，更是宏观调控和逆周期跨周期调节的问题。 房地产、地方债务和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直接涉及非金融企业、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居民部门，将形成房地产风险、地方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的联动。
只有把各方责任统一到系统理念上，有效分工协调工作，建立风险化解长效机制，才能避免风险先清除、后处理等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甚至风险处置过程中的次生风险。
宏观层面，要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合并各部门资产负债表，完善现金流量表和损益表。 微观层面，要进一步激发经济内在活力，平稳经济运行。 金融周期形成“政府+市场”的合力。
其中，房地产风险是三大风险中的重中之重。 房地产风险直接加大地方债务风险。 房地产风险和地方债务风险都会形成金融机构风险。 相反，如果房地产风险、地方债务风险得到有效化解，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也将得到极大缓解，降风险改革也会更加从容。
地方债务风险涉及地方政府信用信念，市场预期相对容易调整。 过去，在经济低迷、“资产荒”时期，城投公司屡次成为各类资金的“避风港”。 今年以来，在一揽子债务政策支持下，地方融资平台流动性风险明显缓解，城投债收益率水平大幅下降。 地方债务风险的化解需要较长时间，但房地产风险更为紧迫。
《财经》：化解“风险三角”的顶层设计，包括调动多少资源，还在于更好地把握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
汪洋：风险会跨地区、跨行业扩散。 要在加强中央统筹协调的前提下，压实地方责任。 原则上应以市场化方式应对，避免风险化解区域碎片化。
同时，要警惕片面强调压实地方政府责任，导致处置过程中三类风险相互转移的可能性。 比如，前阶段在应对房地产风险时，城投公司大量收购土地，导致自身现金流恶化，地方债务风险加大。 在应对地方债务风险时，地方中小银行可能成为主要的替代资金来源和潜在的风险承担者。 在化解中小银行风险时，地方政府为了以时间换空间，可能会承担或有责任风险。
因此，在处理地方债务、房地产、中小银行等高风险问题时，一方面要压实地方政府责任，加强金融财政监管、审计监督； 另一方面，可以有条件加大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支持力度，形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正向激励约束机制。 例如，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必须关注房地产风险引发的土地财政不可持续问题，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夯实地方基础财力和自有资金。 ——发展能力房地产行业杂志，增强地方财力与行政权力的匹配。
又如，中小银行的风险集中在少数经济欠发达地区。 地方政府的资源有限。 他们还面临着化解地方债务、确保建筑物移交的任务。 风险解决任务和能力不匹配。
建议人民银行在合格抵押品基础上向地方政府提供再贷款支持，向地方政府提供发行专项债券、财政借款、转移支付等金融支持，利用公共资金等依法设立存款保险基金和金融稳定基金。 还进一步明确了风险化解各方的边界和责任分工，将问题机构风险化解与长期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合力解决问题：“政府+市场”
《财经》：近期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房地产发展的政策，但市场尚未明显复苏。 您刚才提到房地产是重中之重。 您对此有什么建议吗？
汪洋：从宏观上讲，要把握好新老主导产业的关系，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支柱产业顺利转型。
现阶段中国，房地产仍是经济支柱产业之一。 城镇化仍有很大空间，居民对更高品质住房的需求还远未得到满足。 因此，在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前提下，宜将房地产视为实体经济的一部分而不是对立关系，推动房地产业向新的经济平稳过渡。发展模式。 新兴产业的发展还需要房地产的支持和以房地产信贷为基础的银行体系的支持。 要在稳定房地产的同时推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更多支柱产业，形成新老产业相互支撑、共同发展。
短期政策重点应放在加大稳定房地产市场力度上。 一是着力扩大需求。 形成家庭支出增长与收入增长、收入增长与财富增长的良性循环，防止房地产价格深度下跌导致各部门资产负债表以及地方财政金融信贷萎缩。 要及时调整房地产供大于求、价格持续上涨时形成的房地产紧缩政策。 运用降低利率、首付比例、放宽限购限贷等政策，更好满足居民刚性、改善性住房需求。
二是进一步加快推进楼宇保供交付。 要处理好项目层面房屋保交与房企层面风险管理的关系。 可以考虑结合保障性住房政策安排，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等方式筹集资金，暂时将未售出的商品房作为保障性住房，等未来市场好转后再分配给符合条件的居民。
三是激活房地产市场交易。 要客观认识房地产投资属性，通过减轻转移环节税负积极应对房地产流动性下降风险。
《财经》：在化解风险方面，您提到了政府和市场的作用。 两者既统一又冲突，如何平衡两者的关系？
汪洋：重点领域潜在风险暴露巨大。 既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制度优势，又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这也有利于降低政府风险处置成本，减少公共资金的使用。
一是要及时处置风险，不能积累风险，更不能形成风险堰塞湖。 要继续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实施大规模企业债务重组，清理僵尸企业，畅通经济循环。
二是完善市场机制，让市场分散风险、重新配置资源。 地方政府在化解债务风险过程中转让地方国有企业股权、处置中小金融机构引入外部投资者，不仅是地方政府减负的过程，同时也打破区域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资产真正定价，将利润向市场转移。 的过程.
三是有序释放可用于风险管理的预防储备资源。 比如，金融机构在资产质量改善的情况下，可以适当降低拨备覆盖率甚至资本充足率要求，从而用更多的金融资源来应对现有风险。
四是充分发挥不良资产市场和资产管理公司的作用。 资产管理公司处于风险处置端。 可以考虑优化监管政策，为资产管理公司提供融资支持，使其能够承担风险，真正发挥逆周期、跨周期的金融救助功能。
《财经》：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资产管理公司通过相互合作或与其他金融机构合作化解风险。 您如何看待该行业的竞争关系和商业前景？
汪洋：不良资产行业作为细分金融行业，其作用是隔离风险、阻断风险传染、跨周期操作资产、实现资产保值增值。 单一资产管理公司甚至多家资产管理公司无法隔离和阻断行业和区域风险。 资管公司不仅在存量债权催收、实施破产重整和债转股、救助问题机构等方面加强同业合作，还努力弥合分歧，加强与相关利益相关方的沟通与合作。例如上游客户和地方政府。 ，共同推动风险化解。
例如，多家资产管理公司围绕大型房地产企业化解风险，对同一公司多个优质项目进行债权重组、追加投资、增信、盘活资产等。 资产管理公司与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合作，通过积极收购、共同设立救助基金、担任顾问等方式盘活不良资产。
资产管理公司还通过与行业龙头企业进行项目级合作、设立合资公司等方式，提高特定领域资产和机构的运营和盘活能力。 应该说，面对化解风险的艰巨任务，不良资产行业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合作互补性大大增强。 构建合作共生的不良资产业务生态系统已成为行业共识。
在中央统一部署下，随着金融稳定法等法律体系更加完善、风险长效化解机制更加健全，重点领域风险将进一步平稳有序处置，底线将进一步显现。坚定不移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资产管理公司也将发挥更大作用，实现业务长足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