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默
近期，加息潮席卷全球。9月11日，阿根廷央行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在60%的水平，至少维持到今年12月；9月13日，土耳其央行也宣布将基准利率从17.75%上调至24%，这是土耳其自2018年以来第三次加息；9月14日，俄罗斯央行也意外宣布加息25个基点至7.50%，这是俄罗斯自2014年以来首次加息；9月26日，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区间上调至2%至2.2%，为2008年以来最高。市场预计今年12月还将加息一次房价泡沫 俄罗斯 通胀，2019年还将加息三次，2020年还将加息一次。
此前，印度将回购利率从6%上调至6.25%，将逆回购利率从5.75%上调至6%，这是印度央行自2014年以来首次上调基准利率。印尼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存款便利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75%，贷款便利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6.25%，此次加息是印尼央行年内第四次加息。加拿大将政策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5%，这是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
在信贷收缩的情况下，我们都知道资金成本会快速飙升，而我们看到全球各地的银行间拆借利率都创下了新高。现在的问题是，在金融业如此发达的今天，全球金融业的资金链出现问题之后，资金成本的上升是否会进一步加大全球通胀的压力？另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全球通胀是否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加速？如果是这样，那将是一个可怕的消息，对全球金融市场将造成巨大的冲击。事实上，全球加息的迹象表明，全球通胀存在突然加速的可能。
可以看出，2018年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通胀普遍呈上行趋势。具体来看，美国7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PCE)物价指数同比达2%，8月工资同比增长2.9%，构成美国通胀进一步上行的驱动力；欧元区通胀重心也在逐步上移，截至8月，欧元区调和CPI连续三个月维持在2%以上；阿根廷通胀率高达30%以上；委内瑞拉年化通胀率超过82766%；土耳其8月消费者物价指数较去年同期上涨17.9%，为2003年以来最高；菲律宾8月通胀率达6.4%，创9年来新高，远超菲央行制定的2%-4%的目标； 俄罗斯8月通胀率升至3.1%，预计年底将升至4.2%；加拿大通胀率已缓慢超过央行设定的2%目标，且仍在上升；2018年年初以来，印度国内通胀率已高于印度央行4%的中期目标；埃及2017年全年通胀率为34.2%，最新统计数字为26.7%。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预测，2018年全球通胀率同比将达到3.5%。随着通胀预期上行、总需求扩大、总供给收紧、加息效应滞后，全球通胀可能在今年下半年达到峰值。
全球通胀抬头有自洽的原因：第一，随着全球复苏主要动力从美欧向新兴市场逐步转移，发达经济体复苏见顶与新兴经济体上升动能同向叠加；第二，发达经济体产出缺口逐步缩小、新兴经济体过剩产能出清，形成总供给紧张，地缘政治风险、贸易摩擦推动输入型通胀；第三，全球货币政策紧缩对通胀的影响存在滞后性，主要央行全面缩表的共振效应尚未出现；第四，国际油价上涨导致成本大幅上升，对全球通胀产生一定支撑作用，并反过来打击消费者和企业，导致其消费和生产成本上升。
一个需要警惕的信号是，随着全球进入加息周期，利率开始上升，但各国杠杆率却不断上升。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季报，截至2017年第四季度，全球债务总额达到237万亿美元，较十年前增加了70万亿美元，全球债务占GDP比重仍超过300%。分地区看，发达国家四季度债务率高达382%，新兴市场国家债务增加抵消了其GDP加速增长对降低债务率的积极影响，其债务率高达210%。报告提到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在全球利率开始上升的背景下，许多发达市场家庭债务占GDP比重极高，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卢森堡、挪威、瑞典和瑞士等国家庭债务占GDP比重均创历史新高。 意大利和爱尔兰是发达国家中仅有的两个家庭负债率低于50%的国家。另一方面，全球资产价格泡沫明显，自2008年金融危机结束以来，全球资产价格与实体经济出现明显分化，自2009年1月以来，欧洲高收益债券和标普500指数上涨幅度超过200%，相比之下，美国名义GDP和美国、欧洲的工资水平在过去十年中仅增长不到50%。
纵观众多新兴市场国家的问题，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国家的支出早已超出了自身承受能力，依赖外国贷款人提供资金支持这些挥霍无度的习惯，最终导致了它们今天面临的金融风险。据统计，2017年，阿根廷外债约2330亿美元，占GDP的40%左右，远高于20%的国际警戒线。2017年，阿根廷向海外支付的资本利息为159.06亿美元。委内瑞拉外债近十年来急剧增加，2017年超过1000亿美元，但其外汇储备只有100亿美元。在美联储加息的背景下，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升，直接导致这些新兴国家的融资成本上升。
综上所述，在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之际，国际资本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导致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大量外流。可以看到，受全球贸易摩擦升级、美元走强、通胀担忧等影响，今年以来投资者已从印度、印尼、菲律宾、韩国、泰国、中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的股市撤资190亿美元，创下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快的资本外逃速度。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新兴市场的资本大规模外流，国际投资者开始抛售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撤出这些国家的资本市场。这样的资本流动不仅会引发连锁反应，还会引发本国资本外流的羊群效应，这种市场反应是未来新兴市场国家应该高度警惕的。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所说，许多新兴国家面临的情况与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十分相似。当时，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股市平均下跌了59%。为了控制货币贬值，各国央行将利率推高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水平。乔治·索罗斯也发出警告，他认为，伊朗核协议最终会失败，全球贸易摩擦必然会对欧洲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并引发其他混乱。“我们可能正在走向另一场重大金融危机。”美元飙升和新兴市场的资本外逃，可能导致另一场重大金融危机。如今，新兴市场正在经历的金融危机，印证了上述警告和预测。新兴市场的危机主要表现在货币上，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大幅贬值，通货膨胀加剧，股市暴跌，一些国家还出现了社会动荡。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中国需要引起高度重视。8月份中国价格指数的上涨，体现了多重价格上涨的迹象，如中美贸易摩擦引发的关税增加；原油价格上涨推高了物价；人民币贬值引发输入性通胀；很多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上涨迹象，在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商品价格开始上涨。但单凭这些现象还不足以断言中国高通胀的到来。目前，农产品价格总体还处于低位，仍属于恢复性上涨。因此，农产品价格的变化不是宏观政策导致的，也不是通胀的表现。有理论人士称，人民币汇率波动是近期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客观原因，短时间内，人民币贬值会带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8月份以来，人民币汇率由震荡回稳，对物价产生了一定影响。 今年我国面临贸易摩擦压力，人民币汇率将面临贬值压力，对通胀的影响将较大房价泡沫 俄罗斯 通胀，因此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对于下半年控制通胀具有特殊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