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政治生态周期看，东亚经济的发展始终受制于全球化体系中主导主体政治生态的变化，也就是大洋彼岸的超级大国对海外地区即整个全球化体系的政策变化。
虽然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更多是因为其自身的结构性问题，比如过度举债发展经济，使得资产泡沫日益严重，但上世纪80年代末东京的房价，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实在是太疯狂了！
然而大洋彼岸在当时的日本外交政策中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01
众所周知，上世纪 80 年代末日本泡沫经济后的房价，美国与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日元被迫升值，削弱了日本自身的制造和出口创汇能力。但当时执掌白宫内阁的势力是共和党人老布什，其保守的处事作风确实会让日本妥协。但 1991 年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白宫内部权力发生变动，民主党的克林顿上台，广场协议实质上被废止。
按理说，日本当时应该可以松一口气，但此后6年时间里，随着泡沫经济破裂的风险越来越大，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日本才正式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危机的泥潭而无法自拔。
试问1991年至1997年这六年间，整个日本社会都在干什么？
政府的做法跟我们一样，力图保住房地产市场不崩盘，却无力阻止下跌。那六年房地产市场普遍下跌了30%，跟我们现在的房地产市场情况一模一样。在利率方面，过去也受到金融机构净息差和高负债的制约，向下调整速度极其缓慢。
至于居民及企业部门，由于他们过去向金融机构借贷的规模实在太大，加上房地产市场下行导致经济环境十分低迷，他们所能赚取的收入及利润比泡沫经济时期少了很多。为了维持贷款额度的现金流，他们不得不优先提前还债，勉强用自己的全部现金流来维持信用，避免金融机构对其资产进行重新评估，从而规避减少甚至没收其信用额度的风险。
但这样一来，整个社会的现金流只投入到了偿还债务的方向上，而科技研发、运营成本等投入则被消耗殆尽，这是日本错失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红利即“失去的30年”的最根本原因。
以上都是日本自身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结构性问题，导致其在随后的全球化体系快速发展中错失了30年的机遇。
但如果其本身存在问题，就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效果。
也就是说，除了内部因素之外，还有政治等外部因素在起作用。
02
20世纪80年代，里根执掌白宫时，提出了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国家的“里根主义”，为今天的全球化体系提供了原型。
当里根八年任期结束、老布什接替他时，两党在全球化形态的建构上产生了分歧。
日本之所以在石油危机和滞胀危机之后采取供应链自给自足政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里根政府时期对日本等海外地区实行的开放和优惠政策。
然而老布什上台后，迫于国会和司法界民主党人的压力，被迫改变对外贸易政策。
因此与日本等国签署了《广场协议》，力图缓解美国与海外地区的贸易逆差。
这一政策转变一直延续到克林顿政府时期，民主党意识到老布什强硬的外交政策损害了美国的利益，虽然其后在海外政策上有所软化，但基本路线和行动方针并未改变，继续对外国采取打压措施。
尤其是对日本而言，尽管广场协议的负面影响已基本消除，美国仍在不断改善对日贸易逆差，并表现出日趋积极的态度，但从其行动的合理性和对外宣传的合理性来看，美国改善对日贸易逆差的行为已经由压制转为竞争。
当时美国对日本的贸易政策，你是否感觉很熟悉？
没错，这就是今天美国针对我国经贸采取的策略。
基本上和当年对待日本没有太大区别。从局部压制到全面竞争，美国凭借多年积累的体制、科研、文化、经济等领域的先天优势，在应对全球化体系等同一经济体系下的潜在竞争对手时，都会实施提前甄别、及时打击、精准压制、利益交换、战略沟通等战术手段。这是大洋彼岸的领导者在后冷战时代乃至当今“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
至于对付苏联，是不同体制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对抗的势头和当时的日本以及今天的中国都不一样。
一百多年前，英美之间的地位互换，属于“金德尔伯格陷阱”的一部分，这是由于欧洲大陆国家的傲慢和对世界形势的无知，以及英美在文化和社会观念上的密切关系，不同于日本与美国、中国与美国的攻守局面。
03
回顾1992-1999年民主党总统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对日本的经贸战略主要是为了遏制其潜在或实际的最大竞争对手，例如在高端半导体制造业，美国加速将有效产能从日本向以韩国和台湾为主的亚洲四小龙转移。
至于其他中低端制造业，美国不仅没有采取任何产能转移的举措，反而向日本开放本国市场，让其汽车制造、消费电子等产业进入美国市场。
这样日本泡沫经济后的房价，它不仅保持了实质性的政治同盟关系，而且与它最大的生产供应体系形成了贸易属性重合，还在与其竞争的过程中保持了优势，直至成为真正的赢家。
如今美国对我国也采取构成相互竞争行为的作战手段，这一手段是其在后冷战时期乃至经贸全球化时期基于全面主导地位发展起来的宝贵经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入主白宫，继续在全球化经贸体系中推进各方利益。
但2016年，双方在全球经贸体系利益分配不均等结构性问题上出现分歧。
当时的反对党共和党催生出唐纳德·特朗普作为总统候选人，他宣称代表美国白人工人阶级的利益，随后推出“特朗普主义”，并于2017年顺利入主白宫，彻底改变了全球化体系的命运，不仅使其四分五裂，导致反全球化和地区贸易保护主义的卷土重来，也使得所有主权民族国家纷纷效仿其当年的孤立主义战略。
从此，全球化秩序的发展被迫笼罩在阴影之中。
随后，特朗普像对待“敌人”一样对中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包括经贸摩擦、技术封锁、金融竞争等。
直至2021年，民主党拜登内阁上台，对华定位从上届特朗普内阁的“敌人”转变为像日本那样的竞争对手：
一是维持对华出口商品的高关税；
其次，出台《抑制通胀法案》和《芯片科学法案》，抑制我国主要资产类别价格，提高以芯片为主的高科技产品的经济规模成本；
其次，对我国高科技优势产业实施精准打压，如不允许中国相关产业进入其市场，并通过征收高额关税制造不对称竞争；
进而尽力管控两国面临的各种政治、军事风险，再次发挥先天优势，与潜在或实际的竞争对手展开不对称较量，确保最终取得彻底胜利。
如果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获胜者是民主党的哈里斯，那么我们与大洋彼岸在国力上的全面博弈，极有可能得出与它与日本博弈相同的结果，即大洋彼岸大获全胜，而东亚各国最终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挑战全球化体系领导者并最终以“失去N年”为代价失败的国家或地区。
这是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它与今天的我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最后的想法
对此，我想说的是：或许大洋彼岸从未衰落过。只是我们和当时的日本作为幸存者偏差的见证者，不自觉地将过去快速发展的自己视为敢于挑战大洋彼岸霸主地位的勇者。殊不知，在接下来的几年、几十年、甚至几十年里，我们却陷入一个又一个现代化陷阱，发展受阻，无法自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