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正逐步从疫情影响中恢复。您如何看待上半年中国经济的表现？正在复苏的中国经济中有哪些数据令人担忧？新京报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
在腾泰看来，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由负转正，主要得益于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出口增长等超预期表现。但上半年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复苏缓慢，服务业和消费复苏不及预期。 “预计下半年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出口增长将保持高增长。消费增长、服务业、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将成为下半年经济增长的短板今年的。”
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接近60%，投资贡献率达31%。在腾泰看来，中国经济多年来逐步转型升级为以内需、消费、服务业为主导的增长模式后，在疫情冲击下又回到了以房地产、基建带动的旧模式和出口。 “逆周期调控的决策惯性导致了当前经济增长结构的失衡。”滕泰表示，稳定投资已成为财政决策的首选，但消费复苏才能带动经济可持续增长。从货币政策对消费的影响来看，如果存款利率不大幅下调，居民储蓄偏好将持续增强，消费将继续成为下半年增长的短板，居民消费结构性失衡将进一步加剧。中国经济增长将进一步加剧。
那么，如何促进消费呢？腾泰给出了几点建议。其中，建议将居民收入增长指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调查失业率列为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的最优先位置，并提高考核权重。
“下半年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出口预计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新京报：您如何看待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的表现？
滕泰：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由负转正，主要得益于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出口增长等超预期表现。预计下半年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将继续保持高增长，不排除单月同比两位数增长的可能性。下半年我国出口增速也将保持高增长。
5月、6月固定资产投资连续两个月正增长。其中，房地产投资强劲复苏。受益于二季度房企开工快速补库、赋予省级人民政府更大的用地自主权以及宽松的信贷政策，不仅6月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长8.95%同比增长的同时基建和房地产，房地产企业拿地意愿也较强。 。预计下半年房地产投资将持续升温，部分月份或将恢复两位数增长。
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4、5、6月连续三个月正增长。随着7月份第三批1.26万亿地方专项债券发行以及推进城市老旧小区改造等政府政策的加快，下半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有望进一步提升年。从出口增长情况看，4月、5月、6月出口连续三个月增长。预计下半年海外供给缺口依然存在，我国出口仍将保持快速增长。
“消费和民间投资将成为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板。”
新京报：上半年哪些经济数据让您担忧？
滕泰：上半年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复苏缓慢，服务业和消费复苏不及预期。预计消费增长、服务业、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将成为下半年经济增长的短板。
上半年，制造业投资同比下降11.7%，民营企业投资同比下降7.3%，反映出民营企业和制造业对未来经济情景并不乐观。消费复苏也不及预期，金银珠宝、石油制品、汽车、家具等大部分可选消费品二季度出现严重负增长，餐饮、酒店、电影、电视等服务业消费出现严重负增长。电视和娱乐业恢复得更慢。
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接近60%，而投资贡献率仅为31%。政策制定者多次强调，不能走过度依赖投资的老路。但事实上，今年3.75万亿地方专项债券的大部分仍用于投资。如果加上银行配套资金，总额可能达到近10万亿。 2020年上半年，虽然消费、投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没有公布，但可以想象，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对二季度的正增长做出了主要贡献，出口一度再次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消费、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的贡献大幅下降。
不平衡的经济增长结构虽然有助于下半年经济增长的恢复，但严重缺乏可持续性。因此，必须尽快采取措施，改变消费需求复苏滞后于供给、服务业复苏滞后于制造业等短期失衡状况。
“稳定投资成为财政决策的首选，但只有消费复苏才能带动经济可持续增长。”
新京报：当前经济增长失衡的原因是什么？
滕泰：中国经济多年来逐步转型升级为以内需、消费、服务业为主导的增长模式，为什么这次疫情又回到了以房地产、基建、出口拉动的旧模式？这既需要反思逆周期调控的决策惯性，也需要分析从部门到地方、从行政权力到市场影响力的具体传导模式。
从财政政策决策机制来看，稳定投资惯性成为首选。比如基建和房地产，面对疫情的影响，不少学者认为，资金如果发放给消费者，不会带来持续的积极影响，要么是“浪费”，要么一次性消费“无源头”。水无木根。” ，其影响和效果难以评估。投资项目只有形成了，才能看得见、摸得着，既形成短期需求，又形成长期供给。正因为如此，我国的逆向监管决策机制和制度设置大多以投资为中心。
如果继续依靠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就会进一步加剧增长结构的失衡——事实上，只有最终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才是真正可持续的增长；资金进入居民手中，形成最终消费的绝对平衡。这不是“浪费”，而是“乘数效应”的开始。只有消费复苏才能带动经济可持续增长。
“除非存款利率大幅降低，否则居民储蓄偏好将会增强，消费将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短板。”
新京报：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对经济增长失衡是否也有影响？
滕泰：从货币政策稳定消费的决策机制来看，为什么欧美不断大幅降息至零或负利率来稳定消费和投资，而中国在降息方面却有独特之处费率？主要原因是利率影响机制等关键问题没有达成共识，长期受到决策上的一些误区影响。
首先，只有在日本这样的老龄化和富裕社会，居民的存款利息才重要。对于月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的6亿中低收入人群来说，因为没有太多储蓄，所以没有太多储蓄收入。 ，降低存款利率不会影响中低收入家庭。在疫情影响下消费低迷时期，以“考虑储户感受”、“保护居民存款收入”为借口，变相鼓励储蓄，是对消费的间接打击，是不妥当的。
其次，利率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一部分。疫情影响下，社会平均利润率大幅下降，部分行业平均利润率为负。这个时候，如果不能及时大幅降低贷款利率，对于1.2亿市场主体来说将是非常困难的。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第三，利率过低是否会导致套利、资源错配、资本流向不该流向的地方，还是要深刻认识中国货币流动长期扭曲的根本原因：我国的信用资本流动实际上受到系统性原因的影响。其影响，遵循“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枯”的规律、硬资产抵押偏好规律和隐形担保规律，必然流向大企业其中，房地产企业和国企首当其冲。所谓套利，除了利用上述制度缺陷之外，市场套利从来都不是低利率和充裕资金造成的。相反，一切套利都是由于资金短缺和利率过高造成的。投机资金越多，就越敢承担高风险。利率，而真正无法承受高利率负担的是在疫情冲击下运转艰难的实体经济。
从降低企业成本来看，以截至6月人民币贷款余额165万亿元计算，信贷利率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可降低企业成本1.65万亿元，大幅降息效果要大得多刺激消费、降低企业成本。与任何财政政策一样；从稳定消费的角度来看，在消费低迷的情况下，我国居民储蓄连续数月增加。 2020年上半年，居民存款总额90.47万亿元，半年增加8.33万亿元。这还不包括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5.28万亿元。如果存款利率不大幅下降，居民的储蓄偏好将会增加。下半年消费仍将是增长短板，我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失衡将进一步加剧。 。
“把居民收入增长和调查失业率列为地方政府考核指标的首位。”
新京报：如何通过提振消费来解决上述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失衡？
滕泰：从传导机制来看，我们可以从多方面入手，推动消费复苏。考虑到消费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正相关，各地地方政府绩效指标应与GDP指标、招商引资指标、基础设施投资指标、地方生产总值指标等传统投资相关指标划等号。财政收入指标连续多年位居前列。退位并降低权重，优先考虑居民收入增长指标、商品零售总额、调查失业率等消费相关指标，提高考核权重。
考虑到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我们不应该简单否定各地发放消费券的做法。中国股市的慢牛和长牛还可以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从而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值得警惕的是，迅速崛起的疯牛不仅不会贡献消费增长，一旦崩溃还会产生“负财富效应”，对消费造成打击。因此，保持股市健康稳定发展对于消费持续扩大也具有重要意义。
从不同类型的消费传导机制来看，需要区分旧消费和新消费的不同消费弹性。由于旧消费的需求弹性较低，恢复旧消费不需要大比例的产品消费补贴；而以5G手机、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消费不仅符合未来经济结构升级的方向，而且具有“乘数效应”，如果规模大，就应该安排更大比例的消费补贴来支持它。
新京报记者侯润芳、编辑王金玉、校对陈迪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