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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个月来，突如其来的疫情和村庄合并，让不少惠民农民感到困惑。
所谓村庄一体化，就是拆除农民的房屋，合并原来的村庄，建立新的农村社区，让农民住进楼里。
如果疫情还只是一场自然灾害，人们依然可以躲在温暖的家中迎接黎明，阴霾终将过去。 那么，乡村一体化就像一场人祸，来势汹汹，毫无人性。 它对农民的心理影响可能会持续一生。
即使对于很多普通农民来说，什么时候才能适应新秩序也还是个未知数。
拆除
刘斌的家乡在山东省莱芜市刘家村。 4月20日，村庄合并方案公布。 镇里召开动员大会，刘家村被列入拆迁名单。
刘斌有些疑惑。 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他心里有说不出的恐慌。 他和村民们担心村子拆迁以后他们的生活如何。 村干部带回来的消息是，这个村子要拆了，但怎么拆，未来的社区建在哪里，社区怎么耕耘，都不得而知。
刘斌胡思乱想了很多。 他和他的父亲都是党员。 他很清楚，自己的家人必须配合“大局”，将是第一批被拆迁的农民。 拆迁补偿费肯定不够换楼的，这意味着经济并不宽裕的他现在必须要准备一笔钱来安顿父母。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南湖镇贡山村新村
与刘斌相比，滨州的袁珍和袁家村的老乡连迷茫的机会都没有。
四月中旬，村里突然召开了村民会议。 镇领导宣布袁家村已纳入合并村范围，将率先拆除该村。 随即，由100余名乡镇干部组成的工作组进入袁家村，入户进行宣传动员。 目的只有一个：让村民签字同意拆迁。
这种变化太大了，让元稹和大部分村民都没有一点心理准备。 她是袁家村人，见证了袁家村从一个落后的村庄变成了一个有道路、有广场、有电力、有网络、有垃圾桶等的“美丽村庄”。没想到，刚过上好日子，事情却突然发生了变化。
关键是，地方政府虽然动员农民拆除房屋，但却无法向他们承诺何时何地建设新社区。
元稹实在想不通，她的本能反应就是保护自己的家。 他们一家和村里其他23户人家拒绝签字，成为当地政府的“眼中钉”。
菏泽的孙野和孙家庄的老乡也正在经历苦难。 3月9日，疫情还未结束，镇政府就在村里用扩音器和宣传车日以继夜地动员群众签名、强拆房屋，让在家上网课的学生们心神不宁。
孙家庄是该镇唯一一个正在拆迁的村庄。 政府既没有出示任何文件，也没有告知将要建造的建筑物的规模和价格。 只是口头表示，拆迁房屋最高标准为每平方米750元，但折旧20%。 也就是说，最高补偿标准为每平方米600元。
菏泽村共享住房试点名单及补偿标准网上公布（来源：齐装网）
大多数村民不同意，但党员干部必须带头，当地政府还动员有干部身份的亲属来做这项工作。 通过软硬措施，全村260户中有60户签订了拆迁合同。
镇领导和拆迁队作风浓厚，派出所还不时传唤拍照“阻碍”拆迁的村民进行询问。 看来基层政府不达目标是不会放弃的。 孙野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所以他只能一步一步迈出。
也许最糟糕的是李尚的家人。 李尚居住的临沂李家村去年10月开始大规模拆迁。 虽然在拆迁的同时，在距村4公里处正在建设安置房，但由于缺乏入住条件和极低的补偿标准，被拆迁的平房无法用房屋替代。 李尚河村的一些村民也成为了“钉子户”。
3月底以来，宅在家里的李尚父母每天都面临着田地被挖、庄稼被破坏、电路断电、家门口燃放鞭炮、房屋被毁等困扰。窗户被砸碎。
村屋拆除现场（图片由作者提供）
李尚的父母无法忍受，6月11日，他们投奔了在外地打工的李尚。 6月13日中午，在没有接到任何电话和短信的情况下，李尚的房子终于被拆了。
李尚感觉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了。 他报了警、写了请愿信、拨打了市长热线，但都无济于事。 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安慰自己，看看有关村庄整合的相关讨论，了解政策。 虽然无济于事，但也只能认命了。
软硬兼备
元稹讲述了一次被“打工”的经历。
5月30日上午，政府工作人员再次来到袁震家。 前两次，她用手敲门，元稹的丈夫却不在家。 家里只有她、两个孩子和患有心脏病的公公。 元稹害怕了，没有开门。
第三次，工作人员开始用砖头砸门，两个孩子吓得哭了。 无奈之下，袁震打开车门，立即被六名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带上一辆面包车。
工作组非常谨慎。 刚上车，元震的手机就被工作人员暂时保管了。 由于怕被跟踪，面包车在国道上绕了一圈，才驶向乡政府社区办事处（不是袁家村所在社区）。
袁震回忆，从上午10点到下午2点，6名工作人员与她交谈了16个小时。
工作组总是胡萝卜加大棒并用。 一方面，他们为元稹设想了很多美好的前景，说她以后住社区，有更大的跳舞广场，政府提供电商培训，可以创业。 一位干部甚至许诺，袁珍虽然只有初中学历，但考上中专后可以到乡政府工作。
另一方面，他们也表示，融村合居是国家政策，成为“钉子户”会影响孩子上大学、考公务员，甚至影响孩子的婚姻。
元珍说，她刚被带走时，家人就报了警。 派出所民警立即找到了谈话地点，并要求元震在警方报告上签字，说明这不是非法拘禁，而是一份工作。
乡干部看到这种情况，立即说道：你看，派出所也是听政府的，报警没有意义。
乡干部说了很多，但对于元稹眼皮底下的要求却没有具体的说法。 元稹询问新小区在哪里，什么时候建。 一名工作人员表示，新小区将于明年8月15日搬迁。 元稹反驳说，村子是搬迁到隔壁水库边的。 村子两年前被拆了，村民还在流浪！
最终，元稹还是没有签字。 快到晚上两点的时候，家人给村支书打电话，说元稹有事就问他。 村支书无奈，只好与乡政府协调，工作组最终将元珍送回家。
事实上，刘斌、孙野、李尚在面对工作组和拆迁队时，都感受到了和袁震一样的无力感。 政策话语如此强大，以至于不服从是一个问题。
比如，只要是党员干部，甚至是干部亲属长兴政府网连租房，就必须遵守“政策”。 从当地政府的角度来看，这些人无论懂不懂，都应该“顾全大局”，必须服从融村聚居的“政策”。 渐渐地，那些不服从“政策”的人就变成了“反政府”的边缘人。
这个逻辑真的很强大。 在农村，每个家庭总有那么一两个亲戚朋友在“体制内”工作； 即使不这样做，它们仍然与“系统”有关。 当体制内亲友来充当“说客”时，大家都很尴尬，但说服群众签订拆迁合同却是体制内人的“工作”。 有的地方甚至规定，当这项特殊的“工作”完成后，就可以回去工作了。
对于群众来说，让政府不情愿、不情愿地拆自己的房子，实在是一件很烦人的事情； 但如果不接受，那就等于给自己的亲人丢脸了。 如果影响了别人的未来，罪孽就实在是太大了。 最终无论结果如何，一定是“亲人不像亲人，朋友不像朋友”。
农民拆迁后搭建的临时房屋（作者提供）
元稹举了一个例子。 袁家村有一位村民。 虽然他不是体制内的一员，但他仍然受到政府的“控制”。
这位村民在镇上开了一家工厂。 由于他不愿意签订合同，环保、安全、消防等多个执法部门不断来厂检查。 有一次，工厂被迫停电、停产。 村民被迫签字。
基层工作力度越大、动员的社会资源越多，群众感受到的政策压力就越大。 从结果来看，签订拆迁合同的村民不少，但真心支持村落并居政策的有多少？
即便刘斌这样有大局意识的人是最先签约的，也很难说他愿意。 至于其他村民，软硬兼施的“强行签证”，结果更为严重。 李尚的父母反抗到底，但还是没能逃脱强拆。
补偿
平心而论，无论是出于本能的敬畏还是无奈，即使大多数村民不愿意，但他们其实已经注定了家园被拆迁的命运。 然而，他们需要评估的是：上楼后生活还有尊严吗？
山东农民的传统民居由正房、偏房、庭院、门楼组成。 一般来说，如果有独立的院子，老人就单独居住； 如果没有，老人就住在儿子家的侧房里，住在一起，但分开射击。
大多数年轻人住在钢筋混凝土建筑里。 这些建筑要么是在婚姻期间建造的，要么是为了改善居住环境而翻新的。 房子比较新，宅基地面积也比较大。
但在村落整合政策下，村民被拆迁后，不仅生活质量大打折扣，而且还要缴纳约10万元的住房费用。
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长兴集乡竹林社区
以袁家村为例长兴政府网连租房，政府没有邀请正规公司进行评估。 相反，工作组自己制作了一份简单的评估表，只列出了主房、侧房、宅基地、青苗补偿等几大类。 每个主要类别都有一个总价格。
其中，平方（北房）按每平方米500-700元计算，偏方按每平方米200-300元计算。 土坯房的评估价会较低； 宅基地不包含在房价内。
元稹家主屋总面积163平方米。 按每平方米713元计算，预计不到12万元。 算上边房和青苗的补偿费，再加上2万元的安置费，价格只有16万元。
安置房面积一般为80、100、120、130平方米。 置换价格按房屋面积面积1100元/平方米，剩余部分按1800元/平方米价格置换。 这意味着，即使元稹拆掉了她的房子，也无法换上130平米的毛坯房。 如果真要搬进去，装修费还要多花几万。
年轻人只关心一次性购房补偿，而老年人想得更多。 只要搬进楼房，不但耕种不方便，而且水、煤气、暖气等费用每年都会增加几千元的生活费用。 很多老人说：“冲厕所要花钱”。
还有一个巨大的现实问题无法解决。 搬进大楼后，老人和年轻人将如何相处？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问题，却是许多人类悲剧的导火索。
见过所谓新农村小区的农民都知道，搬进小区后，老人一般都要住在车库里。 表面的评论是我腿脚不方便，很难上楼。 但内心的无奈是，如果和孩子住在一起，在狭小的空间里肯定会激起无数的家庭矛盾。 为了维持家庭和睦，老人无奈，只能住在“冬冷夏热”的车库里。
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大多数地方实施村村一体化都是“先拆后建”。 在社区星象还没写完之前，就动员人们拆除房屋的情况很多。
一个实际问题是，人们如何进行转变？ 虽然政府会提供少量的安置补助，但还不足以维持生活。 被拆迁的农民只有三种选择：租房、寄宿在亲友家、或者搭建棚屋。
农民自己搭建的棚屋（图片由作者提供）
有的地方，由于村庄一体化进程加快，被拆迁农民想要租房却无法租房。 尤其是老年人，即使有房间，房东也不愿意租房。 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担心住在那里的老人出事，又无力承担责任，这是相当忌讳的。
而如果一两年后还是搬不回来，搬到亲戚朋友那里也不是长久之计。 此外，即使农民的房屋被拆了，他们仍然有农作物和果园需要照顾。 因此，绝大多数被拆迁农民都选择住在田里的棚屋里。 任何地方一旦实行村村融合，农民住棚屋的现象都会大规模出现。
预见
元稹不解。 负债上楼，生活成本大幅上涨，种地的还种地，打工的继续打工。 这怎么可能是美好的生活呢？ 很有可能是到了社区生活之后，你才发现农村更好。
事实上，基层政府也没有信心。 导致很多乡镇干部在做群众工作时不相信。 要么像元稹面对的那样，连哄带骗，“逼他们签字”； 或者像李尚所面临的那样，他们连真相都不说，就强行拆毁了房产。
对于大多数基层政府来说，村庄整合、一起搬迁是有条件、条件创造不了也必须完成的任务。 尽管山东省和部分地级市政府近期声称村并没有硬杠杆，不会实行“一步到位、一刀切”，但在各乡镇政策落实过程中村、村，都是以执行上级政府的决策为依据的。 不是用“压实责任”等工作方式强行落实。
观察者网就城乡发展问题采访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何雪峰教授
比如，孙家村所在乡镇主要领导在村庄合并动员会上强调，村庄合并时间紧、任务重。 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责任； 纪律要严格，监督要严格。 责任。
然而，村庄整合需要大量资金。 他们来自哪里？ 前期试点是在条件较好、地方财力较强的地区开展的。 济宁市有一个十年前由村庄合并形成的“万人社区”。 当地经济实力位居济宁前三名的乡镇之一。 为了进行试点，地方财政预算安排1亿元建设新社区； 为了满足老百姓的实际需求，但最终还是花了3.2亿才完成。
即便如此，这个新农村社区仍然是有形的和无形的。 既没有实现乡村振兴，也没有促进城镇化，更没有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农民们依然回到村里务农。 两个村虽然同属一个社区，但仍然有两个村级组织。 即便是在疫情防控方面，两个村的村干部都把守着大门，各自照顾着自己的村民。
面对种种质疑，山东省政府新闻办6月17日召开新闻发布会。省自然资源厅厅长李虎表示，目前，农村社区建设仍处于探索推进阶段，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没有分配目标或任务。 大规模拆除和建设。
他还承诺，是拆、迁还是建，都由农民自己决定。 村民同意率必须达到95%以上才能实施。 不会出现“一刀切”的强制订单，不会增加农民的负担。
山东省委农业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西新也在会上表示，“我们将认真总结基层创新创造，及时纠正偏差，针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坚决把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一是坚持因地制宜、做好事。”
希望山东省真正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把村庄整合政策推向正确轨道，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推进。
同居一村决不能成为一件傻事
作者 | 卢德文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