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安康小朋友回到山东日照参加活动。（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周瑶每年都会梦到一两次父母，她说被公婆欺负的时候，她会想念他们，“如果我父母还在，你们不敢这样欺负我。”其实，公婆对她很好，丈夫是个温和的男人。但春节回北川看望周瑶的二叔时，公婆没有想到要准备礼物，这让她觉得丈夫不是一个懂事、能让人满意的男人。
周瑶的父母在2008年“5.12”汶川地震中丧生，爷爷奶奶、爷爷、姑姑也在地震中遇难，全家三代人就只剩下她和哥哥了。那一年，她13岁，读初中二年级。
汶川地震发生后的暑假，周瑶来到专门收留地震孤儿的安康之家，在那里生活了四年，从十几岁的小女孩成长为一名警校学生。
2008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牵头成立“安康之家”，收容汶川地震中失去亲人的儿童和特困家庭儿童。14年来，安康之家共收容了包括周瑶在内的672名孤儿和儿童成长。2022年6月，最小的两个孩子高中毕业后，安康之家也将完成最初的使命。
“我很感谢安康之家”，周瑶说，“因为你一开始并没有那么强的能量去成长，需要有人慢慢的帮助你。那段时间给你提供能量的人，才让你成长到现在这个样子。”
2018年5月9日，成都双流，来自安康的小朋友站在昔日的合影前。（成都商报记者王晓摄）
“我爸妈怎么还没来接我？”
没有人会忘记14年前我们经历的地震。
张雷大概是汶川县克库乡小学第一个发现地震的人。他当时12岁，读六年级。他不爱学习，上课时眯着眼睛不停地转，从来不看黑板。张雷的教室在四楼，透过窗户，他看到远处的山在不断坍塌。他惊讶地指着窗外，打断老师的话：“那边的山塌了！”
跟着老师从摇晃的教学楼走到操场后，张磊还看到学校旁边的一座山头轰然倒塌，把三四辆过往的汽车压在下面。那些车子可能是沿着那条路一直开往马尔康市，也可能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开往汶川县。
当时，周瑶正在北川羌族自治县的一所中学上学新北川房价，距离汶川县城150公里。教室晃动的时候，周瑶并不知道是地震，幸好班主任办公室就在旁边，他们被带到了操场。趁着没有余震，老师跑进还没倒塌的宿舍搬出一些上下铺和被子，去学校超市买了一些食物和水。
周瑶在操场上呆了两个晚上，记得那天下着雨，上下铺盖着塑料布，她睡在下铺。看着同学们陆续被家长接走，周瑶苦恼地等着：“我爸妈怎么还没来接我？”
第三天，周瑶被亲人接回家，确切的说，是被送回了帐篷。亲人告诉她，父母已经不在了。周瑶当时并不明白“父母已经不在了”是什么意思，“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根本不懂什么是死亡。”
地震不仅摧毁了周耀一家，也摧毁了广元市剑阁县14岁的杨桂雄和奶奶居住的泥房。杨桂雄1岁时，母亲因病去世，读小学一年级时，父亲也因病去世。从此，他就和奶奶住在那间泥房里。
贫困是童年生活的背景，温饱成了他最高的追求。初中时，杨贵雄一次要背十天的饭菜去学校。饭盒里的米饭是食堂的大蒸锅里蒸的，杨贵雄配着从家里带来的咸菜吃得香甜可口。除去路费，杨贵雄两周的生活费才5元钱。食堂里的土豆丝五毛钱一盘，他得下很大的决心才能买得起。
杨桂雄并不羡慕别人，“我很多农村同学都是自己带饭吃，就算父母在身边，零花钱也比我多几块钱。大家都穷的时候，就感觉不到什么困难了。”
但地震夺走了生命、笑容、和平，就连杨桂雄认为“还好”的生活也不再有。
为了救助像周瑶、张蕾、杨桂雄这样的孤儿，2008年5月20日，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与山东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日照钢铁）合作启动“安康之家”行动，接收地震灾区712名失去父母、单亲家庭和特困家庭儿童。
2008年8月19日，紧急救援工作结束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日照钢铁和双流县（现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政府正式签署了《四川地震灾区学生搬迁安置三方协议》。根据协议，日照钢铁在四川省双流县捐建一座可容纳500名学生的“健康家园”，并捐建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计划于2009年4月15日前竣工。
双流安康之家建设前，灾区儿童712人被转移至三处，其中522人被转移至日照钢铁新建的四栋宿舍楼，宿舍楼内设有食堂、广场等设施，被称为日照安康之家；另有126名灾区儿童被转移至北京树人瑞北学校，64名高三学生被转移至四川双流塘湖中学。
712名灾区儿童中，最大的19岁，最小的仅3岁，日照安康之家共安置522名灾区儿童，其中孤儿338人，非孤儿184人。
2009年，安康孩子到山东日照上学。（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异乡岁月
周瑶成了孤儿，亲戚们为了她的抚养权争执不休，哥哥和奶奶都没有能力抚养她，有亲戚甚至提出送人收养，但遭到了周瑶的叔叔的强烈反对。
周瑶被生活推着往前走，当时摆在她面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哪里上学。混乱中，周瑶被舅舅送到了安康之家。“那时候，你还是个要去新环境的孩子，身边没有亲人，你不知道什么是救助，也不知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什么样的组织，你甚至不知道该相信谁。”2022年5月，周瑶对南方周末回忆道。
寻求安全感几乎是她的本能。周瑶性格活泼，并没有因为父母去世而孤立自己。在安康之家，她会寻求与年龄较大、容易沟通的孩子结成伙伴，得到他们的保护，这让她感到更安全一些。
夜晚很难熬，那时周瑶会静静地想念父母，用被子盖着身子哭到睡着。直到现在，周瑶还是无法接受父母去世的事实：“死亡是什么？这个人走了，离你很远，你却还想念他。小学时玩得很开心的那些同学，还在你身边吗？他们还在吗？我客观上知道他们已经走了，但我心里不愿意接受。”
相比地震中失去亲人的孩子，地震前父母双亡的孩子有更多时间抚平伤痛。周志鹏决定去安康之家时，他的父母已经去世五六年了，有四个孩子的大爷（父亲的哥哥）成了他的监护人。他去安康之家的理由很简单——离开没有家的家乡，不想被大人管束。
周志鹏离开时很坚决，除了身上穿的衣服，没有带任何行李。安置过程非常迅速，第二天早上签完确认书，就被带到县城体检，当晚就登上了飞往青岛的飞机。相比于满身伤痛的周尧，周志鹏有说有笑，满怀期待，向着“无人关心”的日子迈进。
到达日照安康之家时已是晚上11点。从正门到食堂铺上了红地毯，负责照顾孩子的“安康妈妈”们站在两边迎接我们。周志鹏不记得那天晚上吃了什么，但记得主食是北方的馒头和花卷，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米饭。
杨桂雄吃不惯日照的煎带鱼，最爱吃的是那里的四川厨师做的鱼香肉丝，酸辣甜香，特别开胃。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山东大馒头，可以随便吃，早餐配豆浆，午餐配紫菜蛋花汤、番茄鸡蛋汤。他记得有一次同学搞吃馒头比赛，冠军吃了8个。
杨桂雄笑着回忆道：“去之前，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生活，饭菜都是免费的，想点什么就点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2009年，安康小朋友参加山东日照校运会。（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杨桂雄和周志鹏被分到同一个宿舍202室，由与另外4名男生同住的“安康妈妈”杜彩萍照顾。杜彩萍那年38岁，来自陕西汉中。为了获得更好的工作，也为了照顾地震中受灾的孩子们，她报名当了“安康妈妈”。“招聘人员说，要用女性独有的母爱去关爱这些孤儿。”
据2018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安康家园纪事》介绍，日照安康家园共有“安康妈妈”142名、“安康爸爸”6名。按照要求，“安康妈妈”既是老师，又是保姆、家长，不仅与孩子们同吃同住，提供日常照料，还关注孩子们的心理健康。
杜彩萍回忆，周志鹏被临时塞进202教室，因为没有午睡的习惯，周志鹏经常在校园里乱逛，甚至天黑后还在外面打球。因为不听话，他开始被“安康妈妈们”嫌弃，最后身兼队长的杜彩萍不得不对他负责。
13岁，青春开始萌芽。周志鹏曾给一个喜欢的女孩写过一封情书。他把“纸条”折好，装进一个长方形的信封里，然后在信封上写上“某某先生（收信人）”。周志鹏不记得写了什么，但杜彩萍记得。
据杜彩平讲述，第一个被抓的其实是同宿舍最小的孩子，大概七八岁。被老师没收的小纸条上清清楚楚地写着“XXX，我爱你”。杜彩平问他，“我爱你”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写给别人。小男孩说，“周志鹏这样写的，我抄袭了他。”
相处久了，杜彩萍会和孩子们分享自己的爱情故事；会因为孩子们和自己之间的误会而哭泣；会违背安康之家的规矩，偷偷给他们带外面的零食；如果孩子们之间发生了矛盾和冲突，她会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保护他们。
从夏天到秋天，从冬天到明年春天，离别的日子即将到来，孩子们互相拍下合影。照片中，他们挽着胳膊、搂着肩膀，对着镜头比出“V”字手势。杨桂雄略显矜持，而周瑶则在每一张照片中都笑容灿烂。透过照片，苦难仿佛被抚平，孩子们获得了向上成长的能量。
2009年8月，他们从北京、山东日照回到了家乡四川双流安康，当时，除了高中毕业的孩子或者已经找到父母的孩子外，安康孩子一共672名。
202室的孩子们离开后，杜彩萍哭了好几个晚上。她说，自己对他们倾注了太多的爱。虽然自己作为安康妈妈照顾了他们一年，但周志鹏和杨桂雄一直叫她“杜阿姨”。在这些孩子心里，“爸爸妈妈”太重要了，叫不出来。
2009年，安康小朋友离开山东日照前合影。（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抱团取暖 共同奋斗
回到四川地震灾区，来到双流安康之家后，孩子们发现很多事情都变了，比如，吃饭不能再无限续杯，而是要给饭卡充值一次；三室一厅的房子不见了，变成了八人一间的宿舍；捐赠的物品不再是免费的，而是要靠自己的劳动换来的；上学也不再是在封闭的教室里，而是和当地学生一起上课。
孩子们也有自己严格的作息时间，比如初中时期，早上6点半起床，中午要午休一小时，晚上9点半前完成作业，10点准时睡觉。而照顾他们的“安康妈妈”也越来越少，目前全日照安康家庭有70名全职“安康妈妈”，14名“安康爸爸”，只占到日照安康家庭的56.8%。
安康之家的管控似乎故意不那么严格，就像在训练他们学会如何成长一样。
回到双流时，袁莉已经15岁了，读高一。当时，安康之家给孩子们在学校和家里的饭卡充值，一个月几百块钱，够吃饭了。虽然也有零花钱，但并不多，而且如果当月成绩不好，也会受到影响。
袁莉比很多安康孩子幸运，奶奶偶尔会寄给她200元零花钱。袁莉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离婚后父亲不再关心她，7岁时母亲又不幸遭遇车祸去世。此后，她一直跟着奶奶生活。
在安康之家，袁莉感受到了爱，有了归属感。但是，班里有很多本地学生，家庭条件特别好，不用高考，直接出国。他们说的有些话，袁莉听不懂，周末也不愿意跟他们出去，因为付不起饭钱。
袁莉觉得自己很自卑，她更喜欢和安康之家的孩子们一起玩，一起走路上下学，只有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她才会说起父母是怎么去世的，父母是怎么离婚的，这些话很少被提起。“说实话，和那些正常家庭的孩子相比，我们这些人心里还是有点自卑的。”袁莉说。
《安康之家档案》的统计数据记录了安康孩子们的积极变化。2010年6月，孩子们在双流安康之家已经入住近一年，北大第六医院心理专家对孩子们进行了全面的心理评估。结果显示，安康之家儿童心理障碍总检出率为15.9%，明显低于灾后17个月的总检出率22.0%；儿童重度抑郁症患病率为1.9%，低于灾后17个月的患病率3.9%。
相似的生活经历让这些孤独、需要帮助的孩子走到了一起，作为健康的孩子，他们互相安慰，而生活经历带来的痛苦在群体中被放大。
在日照安康之家，他们都被安排在日照实验学校学习，分班上课，乘坐校车接送，与当地学生接触不多。但几百人在一起，谁也不知道矛盾在所难免。
人称“强蛮子”的张磊是第一个打架的。上体育课时，他听到当地学生说他们都是没爹没妈的孩子，就狠狠地回敬了一顿——直接上去打，不给对方任何说话的余地。这种打架，总是以胜利告终。在城里长大的孩子，跟在山里打滚的他们，没法比。
张雷以爱打架闻名，他认为能用拳头解决的问题，不应该用言语解决，他指着自己脸上的伤疤说，都是打架造成的。
5岁那年，母亲将4岁的弟弟从酗酒的父亲身边带走。村里人不断议论张磊，说他是“没妈的孩子”。为了维护自尊，张磊开始反击，但手段并不公道。每当有人议论他，张磊就会趁没人时偷偷溜进屋里，偷走碗和零食。
到了双流安康之家后，张磊还是开始打架。彼此看不顺眼，或者对方说话太大声，觉得不受尊重，都会成为他们打架的理由。初中时，周志鹏和张磊同住一个宿舍。他回忆，安康之家一年大概有十起群殴事件，一半都是因为张磊。张磊没有否认，说小时候打架很正常。
安康家园内部也争斗不断，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从日照回来的人，一派是从北京回来的人，北京派虽然人数少，但是体力强，人数多的日照派占不了多少便宜。
身为羌族人，张磊表示自己是日照派，“肯定是站在跟我们玩的一边”，但如果跟外来人打起来，两派会暂时放下“恩怨”，联合起来对抗外界。
2018年5月9日，成都双流，安康小朋友参加安康家园十周年庆典。（成都商报 王晓 摄）
建立自己的庇护所
当初中的张蕾还沉浸在战斗的世界里时，高中的周瑶才开始了真正的战斗——高考。准确的说，直到高二，她才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
周瑶和班里的尖子生李同如成了好朋友，整天埋头苦读。李同如也是安康孩子，从小考试成绩优异，自认是“小镇考生”。与失去父母的安康孩子不同，李同如的父母都在世。她上小学时，父母离婚，母亲再婚，父亲也有了新家庭，她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她说，自己“被困”在“孤独和困顿”中。
无论他们是否做好了准备，高考之后，他们都要离开安康的家，离开曾经庇护他们的稳定环境。没有父母的关爱，没有亲朋好友的帮助，他们能依靠的人太少了。进入社会丛林后，安康的孩子们开始拼命地搭建自己的栖身之所。
2012年，“小镇考生”李同如考入四川师范大学，主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如今，27岁的李同如是北京一所双一流大学的三年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她已经成为安康孩子的骄傲代表。在硕士毕业前，李同如每年都能得到安康之家的资助，支付学费。
经过两年的努力，周瑶考上了警校。毕业后，周瑶并没有加入更适合自己职业的警察队伍，而是回到家乡当了一名法警。周瑶想回家乡，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照顾二叔。二叔年纪不大，1976年出生，还没到50岁。但周瑶觉得，二叔才是自己养老要照顾的人。
地震发生后，为了照顾周瑶和弟弟，二叔一直没结婚。“他觉得结婚了照顾不了我们，也担心别人亏待我们。爸爸去世后，他成了家里的长子，要像父亲一样承担起长兄的责任。他扛起整个家庭的重担后，我觉得压力很大。其实都是我们这些讨债的人把他压垮的。”
周瑶和丈夫2019年底领了结婚证，在成都买了房，开始在北川和成都之间往返。她说自己很幸运，像他们这样可以一起打球的夫妻很少，而且两人都喜欢打篮球。
在她分享的队照中，作为唯一的女性队员，周瑶大多站在中间，脸颊红润，留着蓬松的短发，每张照片中她都面带微笑，和丈夫每张照片都踮着脚尖，看上去十分幸福。
但周瑶经常感到孤独，当她对生活中的某些事情感到失望时，当她面对工作中无法改变的事情时。“尽管我和丈夫的关系很好，但我仍然感到孤独。你总是孤独的。即使是最亲近的人也不能完全理解你。”
李同如也已婚，丈夫是她的硕士同学，两人一毕业就结婚了。李同如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家，这个家不同于爸爸妈妈的家，也不同于安康之家的家。“这是我自己选择的家，别的家有些东西是我无法选择的。”
如果可以的话，李同如希望这个家庭的底线是不离婚，除非真的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她认为一个家庭总得有孩子，这样家庭才更完整。
结婚后，李同如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不管做什么，都有人支持自己，即使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也不会特别悲观。但她也知道，自己不会真的让丈夫支持自己。“我知道，有这个人就够了。”
2018年5月9日，成都双流，已步入社会的安康儿童“回家”，与安康妈妈团聚。（成都商报记者王晓摄）
最后一个孩子只剩下一个宿舍
袁莉定居北京。婚礼当天，来自全国各地的安康之家的朋友坐在同一张桌子上。日照安康之家的主任齐建新也出席了袁莉的婚礼，这让其他孩子羡慕不已。这也是袁莉最开心的时刻：“我觉得他不应该给我礼金，他能来，我已经很开心了，他都老了好多。”
长大后，袁莉觉得自己不再像以前那么自卑，可以坦然谈起过去的处境。“不管过去发生过什么，那都是无法改变的经历，只要现在过得越来越好，人生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这就够了。”她说。
相比女孩，离开安康之家的男孩更难有家，因为他们要先有房子。杜彩萍也关心202室的男孩们，他们虽然加了微信，但平时不怎么聊天，最多刷刷朋友圈。“十几年过去了，他们也快30岁了，有时候我真想问他们，‘你们找到对象了吗？结婚了吗？’”
中专毕业后，张磊长成了身高1.8米的羌族大汉，不再打架，在上海、深圳打工后，最终定居广东惠州，做了一名房地产中介。
他工资不错，但花钱大手大脚，没有买房，还没有成家，养了一只布娃娃猫，名叫“喵喵”。他租了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一个人住，说是为了弥补小时候一家四口住在不足10平米的房子里。直到今天，他还没有放弃寻找被母亲带走的弟弟张宇。
中专毕业、换了三四份工作的周志鹏，在成都富士康当工程师助理，月薪七八千元。他想在双流买房，工作以来一直在攒钱，目前已经攒了14万元，但双流房价最低也要八九千元一平米。
28岁的杨桂雄有一个交往了四五年的女朋友，女朋友比他小两岁，两人还没有结婚的打算。2021年，杨桂雄带着几年打工攒下的十万元回到老家星火村，想着办个家庭农场，照顾八十多岁的奶奶。一年多来，他尝试养过鸡鸭兔子鱼猪，最近还养了蚯蚓。为了谋生，他还开了个小店。
“星火小农民”是他记录创业历程的抖音账号，袁力经常点赞他的视频。2022年5月底，女友将辞去绵阳工作，回老家和他一起创业。他给自己五年时间，和家人一起开创美好生活。
14年前地震中倒塌的泥房，如今已成了菜地。5月初，杨桂雄站在爷爷家的二楼望着后山，麦穗渐渐发黄，像铺上了厚厚的黄地毯。再过半个月，就是收割了。
5月10日下班后，周志鹏赶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朋友也有一个安康的孩子，婚礼定在5月11日，周志鹏说，这是朋友的父亲让人算出来的日期。
婚礼在当地一家农家乐举行，包括周志鹏在内，安康之家的八个人都来了，“都是好朋友”。在一棵系着红绸的大树旁，新郎新娘手牵手走在亲朋好友和安康儿女的祝福中。“我替他高兴。”周志鹏说，婚礼是他们走到一起的动力。前一天晚上，八个人打牌，聊着在安康之家的快乐时光，直到天亮。
他们都知道，随着安康孩子们的长大和离开，安康之家变得越来越小，从最初的五层小楼变成了如今的一间宿舍——供最后两个即将长大的孩子居住。当6月份最后一个孩子高中毕业离开时新北川房价，这个曾收容过672个孩子的家也将结束它的使命。周志鹏感到难过，因为那里留下了太多的回忆，但可惜的是，时光回不去从前。
（应受访者要求，周瑶、李同如、杜彩萍、袁莉为化名）
（这是《回声》系列报道的第四篇：寻找被信息碎片所遮蔽的人物故事，重返真相尚不明朗的事件现场。在更长的时间维度，穿透稍纵即逝的惊鸿一瞥，聆听新闻的回声。欢迎大家提供线索：nfzmshb@126.com）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人高顺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