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立春长兴好日子租房，春天真的来了，万物复苏。在这生命的节日里，我愿用这本传记来纪念我大哥永平短暂却无悔的一生。马永波）
《我眼中和心中的永平大哥》
马永波
我还能说什么呢？每个人都曾经年轻过，都曾经对未来有过热烈的向往，却不知不觉地成为了自己最不想见到的那个人。感叹岁月流逝的无情有用吗？我知道没用，但我还得写下来。我知道写下来的东西终究会被风吹走，但我还得写下来，就像我知道我无法抵抗命运巨手的操控，但我还得像我大哥在诗里写的那样，一代又一代人心存畏惧，勇敢地面对看不见的命运。
即便是最普通的人，也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我对大哥的了解，仅限于两个时期：小学、中学时期，以及新世纪相依为命的十年（2008-2017）。我们开始工作，有了自己的家庭，各自独立生活，很难说真正了解他。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二年里，有十年的时间，我都是他生活和内心最“权威”的见证人。我们朝夕相处，一起旅行，一起品诗，这些共同的经历，让我真正了解了大哥。血缘本能的亲近，一起漂泊、互相扶持的艰难岁月，尤其是在大哥开始写诗之后，我们对彼此的了解达到了最深的层次。血缘和这种深刻的了解，让我们彼此相爱。
我大哥自己也进入了诗坛，他更能理解我这几十年是怎么走过来的。他全力支持我所领导的一切诗歌活动，也一直鼓励我坚持下去。他也真正明白文坛有多黑暗。那是一种任何外人都难以理解的黑暗恐怖。完全没有美可言。美只存在于写作本身。写出来就是一团糟，善良的人根本喘不过气来。中国社会怎么会变成一个容不下善良生存的社会？所有领域都是如此，无一例外。
永平一般不会以拒绝的态度对待人和事，唯一例外是当他内心的平静受到干扰时。他自己在诗中说，他活在“生活之外”。旁观者更适合形容他与生活、与世界的关系。从什么时候、为什么一个人会活在边缘之外？是什么样的力量和游戏机制，让一些人睁着眼睛活着，被生活所活？
大哥曾经过着很“正常”的生活，后来却一步步从正常的生活滑入苦难的泥潭，无论他如何努力挣扎都无济于事，这不能不让人深思，这反映出了一个社会最真实的横截面。
高中毕业后，大哥到克山县西城镇下乡务工，那里住着我父亲的老战友郑大爷，他是我家的挚友。我小时候的农村经验，主要来自于去郑大爷家“上村”。那里有泥泞的院子里热腾腾的鸡粪味和爪痕味，有被风雨吹得发灰的歪歪扭扭的木栅栏，有屋顶上熏黑的茅草，有照在土炕和红炕被上的阳光，有屋后菜园里的黄瓜，有半绿半红的柿子果梗凹陷处散发出的特别浓郁纯净的气味……
大哥后来回城参军，在大连当机动兵。那时我大概在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二年级之间，那是我努力学习的几年。在我们的通信中，我向半个师傅的大哥承诺，要学好武术、学好画画。那是我当时的理想，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诗人。小学时，大哥给我买来水彩、水粉颜料。每天早上，我都会端着小碗水，蹲在仓库屋顶上画云彩、日出。还会在巷子里捉人不让动，给他画速写。
大哥退伍后回到老家，在照相馆、烟酒公司当过收银员，也做过些办事员什么的。反正工作轻松愉快，一家人生活也很正常。90年代部队解散，他买断了工龄，只能自谋生计。大哥的艰苦生活从此开始，再也没有感受到过家庭的温暖。
失业后，我大哥被迫只身外出，到处打工，吃尽了苦头，在山里养蚕，在长春挖沙，在哈尔滨装卸废铁，在银川种树，在南京当过宿舍管理员。我大哥出生于1958年，由于时代的原因，他那一代人的命运很悲惨，上学没学到什么，到农村种地，下岗失业，可以说是倒霉事全都落在他身上，欲望少，乐趣少，甚至可以说一生都是苦难的，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代表性缩影。我大哥曾说，他童年只有几年好日子，其实我们也差不多。仔细想想，谁又真正无忧无虑，真正为自己而活过呢？ 即便外界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痛苦，单单是这个身体本身，它的疾病和衰老，就足以谈论了。
生命的海洋在哪里？
养蚕浪费时间，也没能改变生存状况。我根据大哥的故事写了《听大哥讲养柞蚕》，收录在我商业版的散文集《篱上雪》中。后来，大概四十岁的时候，大哥在长春挖沙，二哥去看他，发现那个深坑，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都晕倒在里面，但大哥还能坚持住，这得感谢练武打下的基础。伙食很差，差不多就是馒头和白菜汤。二哥带他去饭店，点了好几道荤菜，大哥全都吃光了。这让我想起我大学毕业那两年，大概是八十年代末，大哥有一次从郑州练功回来，路过哈尔滨，身体很瘦。 我问他想吃什么，他说肉。我们在车厂附近的一家小店，给他点了至少三种肉菜。我记得有鱼香肉丝和炒肉，也是全是吃的，我基本没碰。
新世纪初，大哥从长春被调回哈尔滨，在锅炉厂和煤成型厂装卸废铁，当时就住在厂里。那几年也是我命运大转折的时期。大哥经常到我家看录像，他最喜欢看武侠片，因为他是武术家。大哥也有孩子气的一面，有时候很骄傲。小学那几年，我们一起练拳，有一次走在路上，看见几个人拿着长矛练拳，大哥不屑地说，三拳两脚就能打得过他们。大哥武功好，拳头很硬，在县里很有名气，有时候还会有小流氓和一些有点本事的人来挑衅、招惹。 我见过好几次，他们都被我大哥打败了，狼狈逃窜。我基本上把看大哥打架的乐趣都记录在诗里了。其实他打架的次数不多，典型的老实人，除非是迫不得已，或者为了保护我和二哥。
在锅炉厂的五六年里，工作不轻不重，大哥终于从疲劳中恢复过来。从长春挖沙回来后，他瘦得脸都皱巴巴的了。那几年，他的脸变圆了。妻子和同事们对大哥都很好，也许是因为和弟弟妹妹在一起，他的流浪感减轻了。那几年，大哥只能在春节回克山与妻女团聚，用自己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供养小玲学习化妆技术，尽到一家之主的责任。大哥回家前，总会来和我告别。我曾用一首诗来表达，深夜他独自走回工厂宿舍，我在窗外看着他远去的小背影时，心里的凄凉之情。
后来装车的时候，弟弟左手的小指被刹车板给划断了。手术后，妻子鼓起勇气告诉我，弟弟疼得脸色苍白，却一句话也不说，额头上全是汗。俗话说，十指连心，就算是练武的人，疼起来也是一样。刮骨疗毒，是传说还是特例。弟弟是左撇子，左拳比右拳厉害，所以在为数不多的几次打架中，他都避免用左拳，怕真的伤到自己。这个惯用左手的习惯，在吃饭时是个障碍，这遗传自我们母亲。小时候，母亲因为这个经常打他，想纠正他，但越打他，他就越惯用左手。弟弟甚至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抽烟，抽烟成了他生活中的主要乐趣之一，这也是受我母亲的影响。 我哥哥说，他小时候看见妈妈抽烟，觉得很美丽。
四个孩子中，母亲最疼爱大哥，他是个好帮手，总是默默地干活，拉煤、储秋菜、挖炕、劈柴、倒垃圾、冬天挖污水池冰、挖菜窖、挑水，总之，基本上都是大哥干，或者他和父亲一起干。父亲是个中小军官，一直以干活为主，在家务上基本上是个不插手的大王。永平常说，父亲干家务活会烦，有时候会甩耙子，没有耐心。这一点也遗传到了我身上，对各种琐碎的家务活都很厌烦，除非偶尔自己主动想干，被逼着干的时候总是不耐烦。
手受伤之后，我一只手不敢用力过猛，蜂窝煤厂装废铁的活儿也干不了了。我回到克山休养了一段时间，但生活还得继续。2003年左右，大哥去了银川投奔二哥，二哥给他租了房子，还备了车子，卖烤香肠、烤玉米。但碍于性格，他不擅长做小生意，就上山给人种树。后来，二哥因故举家搬迁到山东东营卖馒头，大哥一个人留在银川谋生。那两年也是我们和大哥失去联系的那段时间。二哥贴了寻人启事，我们差点报警才找到他。正急中生智，大哥给哈尔滨打电话，原来他在山里没信号，不能用手机。 那时候月工资500元，我估计大哥也买不起手机。《贺兰山上的梦》写的就是那段日子。
我大哥很喜欢银川，他说那里冬暖夏凉，羊肉好吃，还跟我说以后一起回去看看。我没去过银川，以后如果去了，心情肯定会很复杂。我两个哥哥都在那里谋生了好几年。永平的几个自己中，有一个还住在那个城里，只是我再也找不到他了。我大哥虽然去世了，但他还活在我心里，只是不再和我见面，不再联系长兴好日子租房，他只是静静地练气，我再也不能打扰他了。
无家可归、无依无靠，对人的危害很大。直到2007年，我离开家乡，独自南下，才真正明白无家可归的痛苦，那种艰辛，那种辛酸，那种白发苍苍，没有同样经历的人很难理解和体会。2008年春天，二哥一家三口从东营来到南京和我团聚，我们联系上了远在银川的永平，请他来南京和兄弟们团聚。大哥7月初来到南京，我和二哥在车站迎接他。远远地，就看见从通道里走出来的大哥，脸色灰黄，瘦得几乎失去了往日的容貌，小时候可爱的小虎牙也长得太长了。二哥也很惊讶，怎么好几年没见，不但老了，连样子都变了。 小时候最听大哥的话，跟着他练拳，有些事只有他能劝得了我。长大后，我发现大哥只是一个普通人，矮小的身影在人群中毫不显眼，心里有些失落。
南方的炎热真是让人受不了。我大哥刚来和我住的时候，下楼上班好几次都转错了方向，往北走到了学校外面，学生宿舍区在南边，现在他能找到北边了，哈哈。我大哥说，越害怕的事情，越容易出事。他最怕熬夜，但他做宿舍管理员的工作是三班倒，早班还行，中班半夜回家，也还行。他最怕晚班，要从晚上十点半熬到第二天早上七八点，其间还要爬上一个小区的几层楼不止一次，还要电子打卡，真是让人受不了。那些混蛋太煎熬了。刚开始工资850，这几年涨到1000多。
2009年，马原到南京读大学，其实也是为了陪伴我这个没有生存能力的父亲。大哥搬出去自己租房住。从身体到精神，有些人处于一种无家可归的状态。大哥在《风中的蚂蚁》一诗中表达得十分深刻——
风中的蚂蚁
它找不到回家的路，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它的巢穴被灰尘覆盖。
它的两根触手被风吹断了。
就像两根折断的树枝
它小心翼翼地在地上盘旋
或者在被风吹落的树叶上来回奔跑
从叶子的一边跑到另一边
断裂的触手就像两根天线
奔跑时挥动并寻找
风从远处吹来，静止在一片叶子上
转啊转，焦急地绕圈
仍在拼命寻找离开家的路和回家的路
仿佛在黄昏消失前追上
我大哥住过郑家营和蒋家街两处地方，租了一套城中村的房子，大概100块钱，就是个小棚子，只能放一张床和一些电饭锅等杂物，门只是一块薄木板，一脚就能踢开。我常问大哥怕不怕，可能是从小练武的缘故吧，我大哥警惕性很高，什么邪气都不怕，很仗义。我让他睡觉的时候用椅子堵住门，他说不用，他总是半夜下班，晚上要走几十分钟才能到家。我让他带一把马原在金工实习时做的锤子防身，他不肯。 他说只要有人靠近他十米之内，他的身体就会自动做出反应，判断对方的气场是否有恶意。 钱还是可以解决很多具体问题的。 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觉得很愧疚，自己把一生都奉献给了诗歌，没能创造财富给亲朋好友物质上帮助。 有几次我去他家，也没打招呼，大哥就很开心，我们俩在他家的小房子里煮了泰国香饭，炖了豆腐。 可有一次，大姐要彻底打扫他家，大哥就生气了，不让她干。 人的心理有时候是不能被别人理解的。
可能练武的人对环境比较敏感吧。我大哥对床很挑剔，在我家和二哥家他都睡不着。所以，除夕晚上，我们三个人一起吃完饭后，他经常半夜要回他的“家”，那间小屋子，一旦睡不着，他就没法练武了。而且干活那么辛苦，不算太累，就是很累。每年暑假，我回哈尔滨探亲，都会把家留给大哥。我还会开玩笑地在微信上发文说，马家现在有拳师镇守，想死就来白领领。我家也是简陋的房间，除了书，墙上可以说什么都没有，但至少可以洗澡，有空调。我大哥说，他换了个世界。 但即使在我家，他也要适应好几天才能睡着。据说有一年，我大哥觉得在床上睡不好（是不是怕睡着了会摔到地上？），就离开了两张大床，到方厅里去睡地铺，一睡就是四十多天。毕竟人还是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哪怕是一间没有风景的房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
我和大哥有许多共同的兴趣，我们都喜欢四处游荡，我们都是下层阶级，头平平，只能四处游荡看看热闹，与荣华富贵无关。要不是我自立门户，在四十岁考上了文艺博士，我也会落得跟大哥一样的境地，被买通资历，不得不自谋生路，或者自杀。我们兄弟俩经常四处游荡，大哥喜欢拍照，喜欢山川河流。南京好玩的地方我几乎都带他去过，苏州有诗人小海招待我们，杭州有诗人任宣、涂国文招待我们，上海有城隍庙、长兴岛，西安有，淮安有诗人梅儿待我们如家人。扬州、太原等地，我们没时间去。 我大哥很喜欢山西的诗人赵泽廷、唐瑾、费默、薛振海、赵树义、韩宇光等，他很希望我能带他去和这些诗人朋友玩，可惜我没有太多的机会和时间出去。
人是需要自尊的，别人尊重不尊重自己并不重要，人活着不是为了被别人尊重。我大哥的自尊心非常强，他从来不求助别人，什么困难都是自己承受。我好不容易找个理由给了他一万块钱，他买了个大屏的华为手机，很喜欢，还去检查了牙医。但是他借马原结婚的机会，把剩下的还给我，说不接受。有时候想想真的挺悲哀的，我不接受最亲近的亲人的帮助，当然是因为我大哥疼爱我，我的工资也是辛苦赚来的，但是有时候想想，这种倔强的拒绝，也让人很气愤。这种性格在我们马家传承了下来，给予是大方，接受是优雅。我觉得梅萨顿说的有一定道理。
我给大哥和二哥的孩子起名叫延龄、延超，这是世袭的。大姐身高174cm，二哥身高182cm，我身高186、188cm，只有大哥身高超过170cm，他总说是小时候饿坏了，营养不良造成的。外甥和儿子马远都是身高将近190cm的大汉，站在我们旁边，大哥一下子就变成了小孩。他在《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这首诗里表达了对自己身材矮小的遗憾：
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
常常躲在小溪边的柳树里
我希望我能像牛一样高大强壮。
但我觉得牛有点笨，但很强壮
长大后我感到失望
我个子不高，体力也不强，甚至有点瘦。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总是
我很郁闷，但是也只能接受。
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
我从不和比我小的男孩一起玩。
我觉得他们太幼稚、太可笑了。
他们和小女孩一起玩过家家、跳房子和投掷口袋游戏
或者跳橡皮绳，太无聊了，一点也不好玩
我只和比我大的男孩一起玩。
最小的也是同龄男孩
我们参加战斗或在河里游泳捕鱼
在柳枝间玩捉迷藏，或爬上树去偷鸟巢
使用陷阱捕捉麻雀、射击玻璃球或使用弹弓射击各种鸟类
有时我会偷偷砸别人的窗户。
尤其是在鸟类聚集的季节
有一种鸟，体型很小，身体呈淡绿色。
但我们无法念出它的名字
我们后来给它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就叫“侠牛逼”，虽然不太好听，但是很贴切。
它长在山楂树上，开着白色和红色的花
从一个分支跳转到另一个分支
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
我们玩得很开心。
我大哥只有一个女儿，所以对我的两个儿子和二哥的儿子都很疼爱。这两个侄子陆续有了自己的儿子，大哥很开心，这也是他一生的一大安慰。这种传统观念不能称之为保守和封建，是一种很正常的血缘关系，延续血脉是人类的一大希望，哪怕是世界末日。2007年底，我和大哥去了上海几次，大哥退休后想去长兴岛修炼，他说北方的冬天太冷，不适合修炼。有一次我们竟然在上海虹桥碰到了马原。马原出差路过，我们三个人在偌大的交通枢纽开心地度过了短短的两个小时。永平自己没有儿子，所以他把马原当成自己的儿子。那天他写了一首感人至深的诗《在上海虹桥火车站大厅》：
我寻找我高大强壮的孩子
转眼间，他就淹没在无数张陌生的面孔之中。
我和我的侄子马元
在上海虹桥火车站大厅偶然遇见
他想去杭州，在那里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各自有各自的目的地 匆匆相遇又匆匆离别
我陷入了短暂的喜悦和更大的失落之中
我看着他的眼睛问他
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我的侄孙？
他说：很难确定！
然后我又继续说：努力啊！
我今年六十岁了
转眼间，我已经到了父亲去世的年纪。
2017.10.26 上海虹桥火车站
我大哥生活极其简朴，这既是主动的选择，也是被迫的，他只能从嘴里省钱，除了抽一些劣质烟，或许只有修行能给他带来快乐或者安宁。去年春天，我送了我大哥一包和天下，他两天就抽完了，我有些惊讶，但其实这也没错，有就赶紧享受吧。我偶尔吃饭，总是叫我大哥来吃饭，早期他基本都会跟着我去，后来觉得诗词歌赋太俗，就很少出来了。我大哥曾经说过，和我在一起只能吃好吃的，他牙齿不好，什么都嚼不动，所以我总是先点几个软菜。有一次我们去食堂，我惊讶地发现，我大哥只吃了一个菜。
贫穷真是个魔鬼，它总是在嘲讽、侮辱我们。幸好大哥退休后回克山与女儿团聚，女儿小玲给他做了很多好吃的，大哥说吃饱了胖了，这安慰了我。为什么说是一年半的好日子呢？大哥2017年底回老家，马上就水土不服病倒了一个半月，然后又照顾得了癌症的大姐秀琴，为了照顾她，他长期睡在大姐家的沙发上，一直坚持到2018年6月27日大姐去世，大哥甚至25天几乎不睡觉，谁受得了？血压那么高，我曾经有过失眠一个星期的经历。 虽然没有工作，但差点让我崩溃。我跟大哥没法比，他太辛苦了。2018年寒暑假我都没见到大哥，他发短信跟我说要康复，我相信他突然脑溢血，很可能跟血压有关。这样算来，大哥真正平静、美好的日子，也就是暑假照顾大姐、开始跟女儿生活在一起的那段时间，也只有一年半，太短了。
2019年春天，大哥或许病好了，搬家心切，他在微信上写道，“从南京回来后，就不能再陪伴哥哥永波了，我为此感到愧疚！人生有太多的无奈，太多的选择，或许这辈子就这样，或许这辈子不该这样。”
四月十九日，大哥回南京看我。其间，他还陪我和远帆去西安参加母校校友文学协会年会，见到了老朋友童晓峰和王建民，他们也是大哥的好朋友。大哥特别喜欢建民的儿子，他和建民还约好今年暑假去青海。大哥在南京的那段时间，我忙着教书，他忙着四处漂泊。六月四日，永平在紫金山写下了人生中最后一首诗《山中路》。六月二十一日，兄弟俩飞回哈尔滨。那是大哥一生中唯一一次坐飞机，在哈尔滨呆了几天，又回到克山与女儿团聚。 分别二十多年，大哥生命中最后两年，他们无话不谈，彼此之间的了解和情感，达到了这一生的巅峰，这也是让我深感欣慰的。人与人之间，需要及时沟通，需要相处，哪怕是血亲。
有些人天生就对生命的意义有着深切的追求，对探索奥秘有着强烈的热情。我家就是这样的，我哥哥练气功，小玲学佛，我信主耶稣。虽然我们的取向不同，但内心的动力都是追求心灵的纯洁和灵魂的救赎。大多数人并不追求这一点，也绝不会把它当成人生的首要目标。
大哥活得不长，遗憾与否，看你怎么看。他今年六十二岁，比我爸大两岁。我曾希望大哥至少能活到七十五岁，不能再大了，可是……人生不在于时间长短，只要把想做的事做完就够了。活一百岁，终究会化为尘土。大哥活得清清白白，练练武术，写写诗，这就够了，没什么可遗憾的。就这样。
感受是多么的不一样啊，在痛苦中回忆过去的快乐，在快乐中回忆过去的痛苦。
2020年1月10日，那是怎样的一天，我不想再提了。在北方县城寒冷、黑暗、雾蒙蒙的早晚，我今生最后一次见到亲爱的大哥时，我对他说：“哥，这么大的事怎么会发生在你身上！”没有回应。幸亏有老友元征陪在我身边，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那三天黑暗的日子。死亡是如此真实。
现在，所有这一切都结束了。
一切都如此现实。
20200203 2:40 AM至Bingcheng，于0204 AM修订
